中国人口政策针对二孩实践生育意愿(4)

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但是1820年后，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占全球比例从37%下降到1950年的22%，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4年的1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21%）。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沿着联合国中方案走，那么本文高、中、低方案、1.8生育率、2.1生育率下，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13.4%、13.1%、12.8%、14.6%、15.4%，在2080年分别为9.1%、8.4%、7.6%、11.4%、13.4%。

也就是说，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以遏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趋势。而中国人口沿着低方案走的可能性很大。人口总量下降意味着人口结构恶化，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世界第一人口和经济大国，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就这样一步步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极端衰老的国家！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么，就必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让生育率尽量回升并稳定在2.1以上。

我们的预测跟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差异很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在2006年的结论是：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稳定在1.8，总人口将于2015年超过14.0亿、2033年前后达到15亿。2010年中国人口学会组织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3.9亿，在2033年达到15亿。蔡昉课题组认为2012年即便是分步放开二胎，峰值人口将超过15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4年还认为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不变，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4.08亿的峰值，在2050年还有12.8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中方案认为2010-2015年中国生育率高达1.66，2075-2080年为1.86，2015年、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为14.02亿、11.73亿。

过去几年的总人口变化以及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国家统计局依照“每年增加600多万人”的惯性（其实有300多万水分），也只会公布2015年人口为13.7亿，而不是13.9亿、14.02亿，在每年人口增量才数百万的情况下，联合国和中国人口学会三五年的预测就误差两三千万！

实践也证明我们的预测“相对来说”更为准确。比如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稳定在1.8，2000年预测2010年总人口会达14亿（2005年预测时改为13.7亿，2006年又改为13.6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从30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定2005年统计公报数据准确的前提下认为2010年人口只会达到13.3285亿人（第346页）。《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人口为13.3281亿人，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

当然，由于对未来生育率等参数很难准确把握，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尤其是中国的基础人口数据严重失真（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4章中分析，2010年的人口存在数千万的水分）。因此本报告对未来人口预测也不可能是很准确的，仅供参考。

2、出生、死亡人口

对死亡人数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数量，而今后几十年的老年人是目前已经出生了的人口，因此5个方案下今后几十年死亡人数相差不太大，从目前的1000万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万。影响人口增量的主要变量是出生人数，而出生取决于育龄妇女人数及其人均生孩子数（生育率）。

人口峰值时间：出生-死亡=0。高、中、低方案的生育率在2024年前后只相差5-10%，2023年分别出生1284万、1220万、1167万，均多于死亡人数1148万；2024年出生1133万、1077万、1030万，都少于死亡人数1169万。因此，三个方案都在2023年达到人口峰值；日本是在2010年人口达峰值。2035年的出生小高峰，是因为2035年前是参照“台韩老路”，此后是参照台湾地区三个方案，衔接的2035年生育率偏高。

中国面临两大难题：生育率难以提升，育龄妇女人数在快速减少。中国的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目前2/3的孩子是该年龄群妇女生的）都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其中前者从2011年的3.83亿减少到2030年的2.93亿，而后者从2011年的1.15亿减少到2035年的0.66亿。高、中、低、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80年15-49岁妇女分别只有1.40亿、1.18亿、0.98亿、2.10、2.68亿，20-29岁妇女分别只有0.43亿、0.34亿、0.25亿、0.62亿、0.84亿。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阻人口负增长。

专栏：美国婴儿潮与股市行情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口出生情况跟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图3显示的是美国的婴儿潮与标普500指数的10年滚动回报率之间的关系。标准普尔500指数滚动10年平均收益率（标普500十年回报率）反映美国历年的股市行情。从图3可见，标普500十年回报率与美国的出生高峰几乎重合，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从1935年的2.19上升到1958年的3.71。此一阶段，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几乎是同步上升。随后美国生育率1976年下降到1.74的谷底，低于日本的1.85、欧盟的2.02，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也几乎是同步下跌。其后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到1989年的2.0，并稳定在2.0、2.1的水平直到2009年，加上第一个婴儿潮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使得美国出现了第二个婴儿潮，标普500指数10年滚动收益率也跟着同步上升。而日本、欧盟的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到1989年的1.57、1.67，2009年的1.37、1.59，没有出现第二个婴儿潮，经济活力也不如美国。美国2007年后出生人数减少，是因为生育率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此一阶段标普500指数的10年滚动收益率反应不那么明显，似乎存在一段时期的滞后。

3、人口年龄结构

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85+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其中20-64岁劳动力代表目前的经济实力，0-19岁人口则代表今后发展潜力，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太高则意味着经济后劲乏力。印度、美国是采用联合国中方案。

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也导致内需不足。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

即便是高方案或者生育率稳定在1.8，今后也仍然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只有将生育率稳定在略高于2.1的水平，才能逐渐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和结构的稳定（美国、印度将长期是稳定的柱状人口结构），才能让国家恢复可持续发展能力。

4、抚养比

传统上，将15-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但是现在由于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毛入学率的提高，大多是在20岁或以上才工作，本文将20-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将65岁及以上认为视为“老人”。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19岁人口、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20-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9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

中国由于生育率从1971年开始快速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蔡昉、胡鞍钢等人口和经济学家将总抚养比下降称之为“人口红利”。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儿童抚养比的提升将导致总抚养比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儿童抚养比增高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是会通过拉动内需而推动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导致1947-1983年总抚养比的高峰，其中1959-1974年这个总抚养比最高峰，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6%，高于其前1947-1958年的3.0%，也高于其后1976-1983年的3.0%，更高于其后1984-2010年抚养比低谷期间的2.8%。尤其是儿童抚养比高峰还会通过补充劳动力，减缓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为后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增加活力，这就导致美国的经济比日本和欧洲更有活力。

日本的生育率从1949年的4.3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1975年的1.91、1990年的1.54，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快速下降；也导致其后总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和总抚养比的止跌回升。日本在1996年、美国在2007年、发达国家（整体）在2010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都出现经济危机。可见，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在老年抚养比的推动下，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4年达到低谷后开始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

有人说，中国的总抚养比即便有所增加，仍然比其他国家要低，还足以维持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总抚养比本身，而是其中的老年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那么如美国的婴儿潮一样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并且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间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太低，抚养人口少导致内需不足，“游手好闲”者多，失业压力大）。美国和发达国家（整体）的总抚养比长期在70%-80%之间。印度由于生育率下降平缓，总抚养比将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与美国一样，光是凭借内需就可以满足就业。

中国2014年的总抚养比只有46.8%，从国家层面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低，远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国的68%，也低于日本历史上最低点（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总抚养比，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将减少，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棘手。

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在本报告的低方案下，儿童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总抚养比持续增加。如果能将生育率稳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总抚养比（提高儿童抚养比），又能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后成为劳动力，增加总抚养比的分母，降低老年化程度）。

5、20-64岁劳动力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欧洲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台湾地区、韩国分别在2015年、2019年达到拐点，此后韩国的劳动力变化曲线几乎与台湾地区重合。印度、美国的20-64岁人口要到2055年、2090年才达到顶峰。

中国在2015年达到拐点，劳动力下降的速度将超过日本。如果能够将生育率稳定到2.1以后，虽然无法弥补近期的劳动力不足，但是可以让今后的劳动力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的活力。

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和工资上涨。

事实上，劳动力负增长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日本的总失业率、15-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9－2012年平均的4.6%、8.8%；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64%下降到2012年的59%。德国20-64岁人口在199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1991-1993年平均的6.7%、6.4%增加到1996-2012年平均的8.4%、10.3%。

中国20-64岁劳动力在2015年后开始负增长之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也很可能将增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不但难以提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71%；今后可能还将沿着发达国家的老路继续下降，2012年发达国家平均只有61%。与日本、德国还不同，中国的总抚养比非常低，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中国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

6、20-64岁劳动力/65+岁老人

日本在1946-1973年这28年内，GDP年均增长8.9%，1950年10个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为10.0。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年经济衰退。1975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1975-1991年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年年均只增长0.84%。

台湾地区在1952-1995年，GDP年均增长8.6%；1996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1996-2013年的GDP年均只增长4.0%。韩国在1963-2002年,GDP年均增长8.6%；2003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2003-2013年GDP年均只增长3.8%。台湾地区、韩国的劳动力/老人都将在2017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年经济衰退的老路。

美国在1934-1944年GDP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在1947年降至7.5之后，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47-1985年的3.6%。1986-2006年劳动力/老人稳定在4.8附近，GDP年均增长3.2%。2007年劳动力/老人低于4.8，2007-2013年GDP年均增长0.99%。

根据日本、美国、台湾地区、韩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其中的经济逻辑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年、台湾地区1996年、韩国2003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从2011年的9.3%降到2012年的7.8%、2013年的7.7%。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21年降至4.8，相当于日本1992年、台湾地区2017年、韩国2017年、美国2006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进一步下降。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降低到2.5，开始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