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

发布日期：2015-10-29 类别：人口问题

一，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0-14岁人口 2.22亿，占16.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这个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下降了6.3%。“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4-1.5之间。”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我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状况下，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
生育率下降，计划生育等政策应该是主导原因，但是美国经济研究局2011年10月的一份新研究：高房价导致低生育率，放在中国，也有几分道理。该研究发现，1995-2007年间，房价上升导致已经购房者的生育率上升，尚未购房者的生育率下降，原因在于尚未购房者的财富需要在买房子和生孩子之间分配，而已经购房者的房产增值可以帮助生孩子。

二，“空巢”现象冲击传统家庭模式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从空巢老人引发的社会问题来看，与“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并存，许多年青一代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却日渐削弱淡化，致使家庭亲情出现隔阂甚至矛盾冲突，传统伦理亲情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家庭养老模式都受到巨大冲击。同时，社会养老机制的不健全，也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

三，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随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结构问题的涌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
    美国华裔科学家易富贤所著的《大国空巢》认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22%。
    人大教授翟振武教授认为：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

四，中国很多地方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

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其已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和广东一样，中国很多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意味着未来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

五，“男女比例失调”埋下隐患

在“六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六，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说。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七，流动人口面临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10年流动人口约2.2亿人，未来将超过3亿人。“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民说。
    2.21亿的人口流动，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当局应该正视的。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人大教授翟振武说，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2.21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八，“户籍捆绑福利”导致社会不公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均有大幅上升，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

九，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被歧视

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问题，而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没有针对时代的变化，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传统模式。其结果导致了流动儿童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两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大量的适龄儿童面临失学的窘境。公立学校高额的借读费让农民工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争论仍在继续。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来保障这些“流动花朵”的教育需求？流动儿童何时才能获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
流动儿童少年失学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为城市、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他们的子女却无权享受到在城市里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资源。数以百万计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无法解决，不仅是每个家庭的损失，也会对整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非常不利。

十，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保体系滞后

研究表明，最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得有比较合理的比例，负担都不是太重，相对生活比较容易。中国现在16%这样一个年轻人口比重，不应当再低了。再低的话，未来会有很多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来自东京的研究员观察到，“到日本去的话，跟80岁、90岁的人打招呼，都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对不起，第二句话我今天80岁，第三句话我活得太长了。日本的老人多数还在干活，很自立。在日本现在70岁养90岁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中国超低生育率维持下去，这辛酸的一幕，未来会否在我们身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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