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10-27 类别：人口政策
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全面放开二胎，该事项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重要议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包括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机构，围绕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做了一系列测算，这些预测报告已经呈递给决策层，作为制定“十三五”人口规划的背景参考。
作为一项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时间节点将会影响中国新生人口数量的波动，这亦是人口学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越早，新增人口释放越多，实施得晚，人口增长势能释放得越少，因为一些‘70后’育龄妇女就错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人口学会常务理事陆杰华说。
总和生育率争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标志着在我国实施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一轮新的完善与调整。
“在政策路径上，‘单独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小步，全面放开二胎将意味着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发改委2015年7月31日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生育水平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2个孩子，而国际公认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达到人口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的“更替水平”。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这比美国人口咨询局2014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统计的葡萄牙、新加坡等世界最低生育率还低0.02。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生育率是最重要的数据，但这两个数据从来没有被人口主管部门所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说。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侯力介绍，现有研究对上述普查数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即普遍认为普查数据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问题，因而使得由此所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实际水平。
《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201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6。而以蒋正华、徐匡迪、宋健为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06年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则认为，其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8。
总和生育率直接影响对全国总人口的预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6亿，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则在2005年表示，到201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
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仅为13.3281亿人，比“十五”计划提出的“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超额完成了6719万。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近年来我国每年总人口同比只增长六七百万，《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介绍，全国2014年末比上年年末增加71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计生系统和人口学者，而不是统计部门的数据影响了国家五年规划中的人口控制目标。“十二五”规划亦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
“单独二孩”遇冷
对总人口的预测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和完善。2014年1月开始，全国各省陆续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多位人口学者向记者表示，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这些家庭生育两孩的人口势能将在四五年内释放。“也就是四五年后，将恢复政策之前的正常生育水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申请人数比预期打了一个挺大的折扣”，他说。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
他还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认为，这多出生的47万人与“单独二孩”政策无关。“从怀孕到出生平均需要266天周期，也就是说，2014年底之前生出孩子的妇女需要在2014年4月9日之前就已怀孕，而在这之前全国只有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生育，这其中还包括政策出台前就已经怀孕的妇女”，他说。
易富贤认为2014年比2013年多出生47万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是60年一遇的‘金马年’，很多夫妇打算在这一年生育。另一种可能是，47万是统计误差”。
易富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认为2014年可能只有一两万因‘单独二孩’政策而新出生的人口，2015年可能会多出生30多万，这一政策累计只能带来几十万多出生人口。”
“上海市从2008年开始推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统计有200多万家庭符合条件，预测会因此多出生100多万人口。事实上此后5年只有1.5万个家庭申请再生育，最终生下7000多人。”易富贤说。
相比于“单独二孩”，“符合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陆杰华告诉记者。
在2014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如果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全国有1.52亿育龄妇女符合条件。
翟振武分别按照65%和70%的生育意愿，得出如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此后将会多出生9858万或1.06亿人。翟振武以“全面放开二胎目前比较敏感”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但翟振武在这篇论文中介绍，“假若推迟政策调整的时间，那么政策影响的后果与2012年立即放开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他还认为，“在‘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实施的前提下，如果再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其累积势能将比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小很多”。
“全面放开二孩后，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出生堆积，但只会在个别年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估计人口势能会在三四年内释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也认为，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
“如果全面放开二胎没有产生人口堆积，那说明这项政策就没有意义了，这会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不利。”陆杰华说。
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尽管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的预测不一，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承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日趋严峻。
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2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15%。而在2000年刚刚进入老龄化阶段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仅有1.3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10%。
易富贤2008年时曾作出判断，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危机和经济的拐点，他在2012年判断2012-2014年经济年均只会增长7.5%。“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核心原因”，他说。
“在煤炭这个重体力劳动行业，农民工占员工总数的大部分，他们的平均年龄已到了40岁左右。”陕西省一座大型煤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而在国企职工身份占绝大多数的黑龙江龙煤集团，一线工人年龄结构老化亦是不争事实。多名龙煤集团下属煤矿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都没有年轻人进入煤矿工作。《黑龙江日报》2011年12月报道，拥有24万职工的龙煤集团，井下矿工只有4万多人。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但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只有0.74、0.76、0.75。
这次普查数据还显示，至2010年，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9.12%，超过全国 8.92%的平均水平，其中辽宁省达到10.31%。
人口结构老化与经济下行相互纠缠，加剧了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有报道称，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但与此同时，珠三角一些地区却在经历用工荒。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348万，但到了2014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只增长了1万。对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佛山市，这意味着流入的农民工数量几乎没有增长。
这与2010年之前的四年对比强烈，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为228万，四年后增长了120万。
与此相应的是，2006年佛山市GDP为2297亿，到2010年为5651亿，4年间增幅高达146%；而其2014年的GDP为7603亿，相对于2010年的增幅仅为34%。
“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波效应，新生人口增加并不会马上带来红利，毕竟需要15年及更长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人口堆积在短期内可以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更明显的作用要等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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