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10-27 类别：人口政策
易富贤
一、“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人口预测均破产
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口总数将在2010年、2015年、2020年、2033年达13.6亿、14.1亿、14.5亿、15亿。国家据此制定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
“十一五”规划未出台，2015年2月我就在《从统计数字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尴尬的13亿人口日》中，在假定国家统计局数据准确的前提下，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只会达13.309亿[①]；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第15章中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认为2010年人口只能有13.3285万人[②]。
2010年人口普查验证了我的反驳，《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表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年末人口为13.4091亿）[③]。说明“十一五”规划的人口预测已经破产。
2010年7月10日召开“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12所高校和研究机构80多名专家参加的本次会议提出：预计“十二五”时期的出生人口数量会多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将达到13.9亿左右；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人口峰值将在2033年将达到15亿人[④]。
“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只增加了667万。如果“十二五”期末人口总量能达到13.9亿，也就是总人口要从2010年的13.409亿增加到2015年的13.9亿，意味着每年需要增加1000万人，远远超过“十一五”的人口增长。
我在7月20日就发表博客文章《计生委用虚假数据误导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末人口真将达13.9亿？》，反驳了他们的预测。我认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十二五”期末我国人口总量也难以达到13.9亿[⑤]。
但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建议被“十二五”规划采纳：“‘十二五’期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
即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夸张数据，2014年末总人口13.6782亿，比上年增加710万；假设2015年仍然增加710万的话，那么2015年末也只有13.7492亿，根本就没有13.9亿人。说明“十二五”规划的人口预测又已经破产。
“十一五”规划预期5年内增加5244万人（13.6亿-13.0756亿），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只增加了3335万人（只是预期的63.6%）。在每年人口变量只有600多万的情况下，五年累计就误差1909万！“十二五”规划预期5年内增加4909万人（13.9亿-13.409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只增加了3401万人（只是预期的69%），五年累计又误差1508万！即便是初中毕业的局外人都不会犯如此低劣的错误，这就不是什么学术误差了，而是一种打着学术幌子的犯罪！是理论大屠杀（因为阻拦停止计划生育，10年损失数千万人命）！
二、国家发改委对“十三五”规划的人口判断
2016年又将开始“十三五”规划。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公开遴选入选单位名单》，其中《“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课题由中国社科院的蔡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郭震威（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副司长）中标[⑥]。他们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已经完成并送交给了国家发改委。
2015年7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⑦]。该报告第31页：“总和生育率约为1.6”，第60页：“总和生育率降至1.5-1.6的水平”。该报告认为2014年中国总人口为13.6782亿，在第32页中引用蔡昉、郭震威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预计（现行政策下）2031年达峰值14.5亿人”。蔡昉、郭震威的报告认为现行政策下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3.82亿。
基于上述判断，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在绪论的“2015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第7页）中结论说：“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继续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依照法律程序，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根据这种定调，“十三五”规划人口政策难以有方向性的突破。
国家发改委的这些判断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中方案类似[⑧]，国家发改委也在报告中多次引用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联合国认为中国1995-2015年的生育率稳定在1.5-1.6，中国总人口2014年为13.6944亿，2028年达到14.16亿的峰值后下降，2050年还有13.48亿。
我对国家发改委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的判断不敢苟同。
三、中国的人口政策被联合国人口基金牵着鼻子走
中国就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诱导下实行一胎化、建立人口学的[⑨]。中国计生委（卫计委）、人口学会一直唯联合国人口基金马首是瞻。比如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⑩]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4.5亿，与联合国2003年前的预测完全一致[11]。实践已经证明错的离谱。
2014年中国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预测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12]。其实就是沿袭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版》的中方案：中国总人口在2014年达13.9378亿，在2030年达到14.5330亿的峰值，在2050年还有13.8498亿。这难道只是巧合？也就是说，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前两年就给中国“制定”了单独二孩政策。
但是即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也只有13.6782亿人。在每年人口变量只有几百万的情况下，联合国2年的预测就误差了2596万，可见联合国的预测毫无信用可言。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也认为2014年中国人口只有13.6944亿，比《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版》少了2434万人。
中国现在确定生育率为1.5-1.6，仍然是参照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5。……联合国人口司每两年做一次人口预测，他们预测，每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6”[13]。
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牢牢地掌控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蔡昉、郭震威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标注为“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项目”[14]，国家发改委《关于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研究项目的任务大纲》中也明确标明：“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监督”[15]。可见，泱泱大国的人口政策仍然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换句话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在变着法子阻拦中国停止计划生育。
四、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的报告对现在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的判断是错误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每年出生1600多万，那么生育率应该在1.5-1.6。但是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1.18，国家统计局在年度《统计年鉴》中也公布抽样调查的结果：2011年、2012年、2013年的生育率只有1.04、1.26、1.24。那么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有多少？
相对来说，人口数据最可靠的还是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00年、1999年出生1702万、1771万、1834万人；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9岁、10岁、11岁分别只有1425万、1445万、1394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一、初二、初三，教育部数据显示在校人数分别只有1497万、1477万、1424万人。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左右水分；1.5-1.6的生育率扣除水分后，只有1.2-1.3。
国家发改委《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附录的人口基础数据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数据[16]。生育率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处处长崔红艳的论文[17]。
每年的预期寿命和年龄别存活率参见我发表在《中国发展观察的》的《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18]。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出生数据用年龄别存活率计算到2010年的存活数，比如1991年出生的2265万人到2010年为19岁，还存活2176万人。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1-2010年出生的人口，推算2010年0-19岁人口共35444万，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0-19岁32121万人口多出3323万。也就是说，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134091万总人口中光是0-19岁就有3323万水分。
而2010年人口普查本身又存在严重的重报，我在《大国空巢》第4章中分析2010年人口普查存在5492万水分。这里再根据联合国的死亡模式重新估算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水分。
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城市化水平低，流动人口少，户籍管理严，这两次普查质量很高。那么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参照，看看2010年人口普查和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的2010年人口数据有多少水分。
《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的每年人口结构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01岁延长到2010年的74.94岁，相应年份的年龄别存活率也逐年改变。1990年的0-4岁人口到2010年为20-24岁；1990年13256万人，根据年龄别存活率逐年减少，到2010年剩下12982万（是1990年的0.9793倍）。同样，2010年30-34岁人口是1990年10-14岁人口的0.9756倍。
1990年人口普查共113368万人（含军人等），其中0-4岁共11644万人；依照联合国的死亡模式，到2010年20-29岁剩下11402万人（11644×0.9793=11402）。同样1990年普查的10-14岁9722万人，到2010年30-34岁还剩下9485万人（9722×0.9756=9485）。以此类推，2010年20-49岁人口共为64817万；而2010年人口普查（含军人等）、联合国的2010年20-49岁人口却分别为67866万、67161万，说明后二者重报了4.7%、3.6%。
1990年人口普查是比较可信的，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推算2010年的20岁及以上人口共97775万。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2010年的0-19岁人口共34025万，扣除3.6%的重报率，还剩下32837万；加上上述的97775万，合计130612万人，比联合国2010年134097万总人口少了3485万人。联合国的人口数据既没有采纳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也没有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是“凭空”产生的。
2010年人口普查的0-19岁人口共32274万，扣除4.7%的重报率，还剩下30824万；加上根据1990年普查推算的20岁以上人口97775万，合计128599万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少了5373万（与我在《大国空巢》中的判断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2014年每年出生1600多万；但是依照1.2左右的生育率只有1300多万，意味着这4年又增加了1千万左右的水分，2014年人口合计有6000多万水分，总人口只有13.0亿左右，而不是13.6782亿。
从教育和公安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过去的人口数据（包括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出生人数）水分很多，现在开始逐渐缩水。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孩子6岁上小学，12岁上初中。2005-2012年小学合计招生13615万人，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9-2006年共出生13347万人基本一致；但是2012年小学1-6年级、初中1-2年级学生只有12835万人；2013年小学2-6年级、初中1-3年级学生只有12057万人。
2003年四川省公安机关在全国率先启动“一标三实”信息采集， 2015年9月公布共清理注销重、错、假户籍人口170余万[19]。2014年全国人口136782万人，四川8140.2万人；依四川比例，全国重错假户口应有2857万，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也就是说国家发改委对“十三五”规划的基础人口数据有数千万的水分。
五、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的报告对未来生育率和总人口的预测是错误的
蔡昉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非常“稳定”，他2004年以来就坚持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4.4亿左右峰值。比如他2004年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14.4亿的顶峰[20]。2005年9月11日在人民网的“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学”论坛[21]，以及2005年12月24日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上[22]，蔡昉两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我在2007年港版《大国空巢》就反驳了蔡昉的预测[23]，根据2004年的人口结构，如果要在2030年达到14.4亿峰值，那么2010年人口将达到13.58亿（2010年人口普查已经证伪），2014年将达到13.87亿（国家统计局也只公布为13.6782亿）。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本来是停止计划生育的好时机，但是蔡昉领衔的课题组在报告中预测，单独二孩能将生育率提升到2.4，到2050年还能有1.75；总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14.31亿的峰值（类似他2004年的预测），到2050年还有13.49亿。如果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峰值人口将达到15.35亿人[24]。面对这种预测，中央根本就不敢全面二胎，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只是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但是单独二孩申请率非常低，对2014年的生育率基本没有影响，只能让2015年的生育率提高0.04，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连1.3都难以达到，根本不可能达到2.4。也就是说，蔡昉2012年的预测又破产了。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28年达到14.16亿，到2050年还有13.48亿，是建立在2014年总人口为13.6944亿、2015-2050年的生育率稳定在1.59-1.74的基础上的。
现在蔡昉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比他过去的预测还要夸张，认为现行人口政策（单独二孩）下，中国人口在2031年达到14.5亿、2050年还有13.82亿，这是建立2014年总人口为13.7亿、未来生育率比联合国方案还要高的基础上的。如果蔡昉的报告被国家采纳，那么“十三五”规划最多只会全面放开二胎，根本是不敢停止计划生育的。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3年、21年，近年的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但是联合国和蔡昉却预测中国即便维持现状，到2050年生育率还将高于1.7。
我在《大国空巢》以及后面多份报告中反复论证，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也将沿着台湾、韩国的老路继续下降。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都会比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蔡昉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的“维持现行政策”的方案还要低。即便假设2014年中国人口总量真有13.7亿，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人口都达不到联合国所预测的14.2亿。而2014年的13.7亿人，还有数千万的水分。
对中国未来人口展望，我在《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25]，以及即将出版的《大国空巢.图文版》中有详细分析。我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预测，如果中国2016年停止计划生育，补偿性出生期间，出生规模为1800万人左右（不会超过2000万），远低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2500万出生水平；几年后生育率将回落到1.5左右，然后继续下降到2030年的1.1左右。如果2010年的人口结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13.4亿人），那么2016年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后，中国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3.9亿峰值后负增长，到2050年为12.2亿；如果2010年的人口结构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进行缩水（12.8亿人），那么2016年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后，中国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3.2亿峰值后负增长，到2050年为11.5亿。
六、主流人口学家不应该作为人口政策的“第三方”
根据人民网2015年9月15日的消息，中办、国办已经对国家卫计委进行专项督查。6月中旬至8月初，按照中办、国办专项督查要求，国家卫计委派出10个调研组，由部分委领导带队分赴21个省（区、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综合调研，并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在部分省（区、市）进行了第三方评估。国家卫计委表态要“认真负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26]。
但是从第三方的成员看，国家卫计委这次仍然是“不认真负责的”。这些“第三方”机构全部是中国人口学会的下属机构，而中国人口学会是从属于国家卫计委的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长期由国家计生委主任担任）。因此，所谓的“第三方”其实仍然是“第二方”，就是2010年为“十二五”规划进行错误论证的原班人马。比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家卫计委的直属机构，南开大学人口所是原新、李建民负责的，就是这两个单位为单独二孩提供了错误理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是蒋正华的基地，为论证一胎化政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现任负责人是李树茁。在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的情况下，李树茁2012年仍然认为生育率为1.5，预测单独二孩后总人口会接近14.5亿（与国家卫计委的观点一致）；全面放开二胎，人口会稳定在15亿左右；取消生育政策，人口会快速增长到16-17亿[27]。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第120页就批驳了他的观点。
这些人口学家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蔡昉从2004-2015年一直坚持认为“现行政策”下中国人口峰值会在2030年前后达到14.3-14.5亿的峰值，虽然实践一再证实他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他的预测仍然纹丝不动。
再比如曾毅从2004年以来就一直推销“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28][29][30]，他认为“二孩晚育软着陆”下生育率将一直稳定在2.0左右，人口高峰将达到14.8亿。2015年他仍然认为二胎方案下，中国人口总数将在2029 年达 14.45 亿峰值， 2050 年、 2080 年为 14.20 亿、 12.43 亿[31]，这是建立在生育率到2080年仍然能够稳定在1.85以上基础上的。台湾、韩国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1、1.2，中国光是二孩政策就足以让生育率到2080年还能稳定到1.85以上？
蔡昉、曾毅的思维方式如此，国家卫计委委托的“第三方”同样如此，他们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和能力。
一些开明的人口学者，也只是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胎，2020年前停止计划生育，2025年后鼓励生育。这些逐渐过渡的观点看起来很开明，其实后果很严重。其他政策晚几年再调整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人口政策是有高度季节性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相当于赶在隆冬之前抢种一些秋粮，需要抢分夺秒。中国的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2/3的孩子是20-29岁妇女生的）都在2012年开始减少，其中后者从2011年的1.15亿减少到2020年的0.83亿、2025年的0.67亿。到2020年、2025年，1980年、1985年出生的人也已经40岁了（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生育意愿在不断下降，鼓励生育也无济于事了！如果依照人口学家的思路逐渐过渡，等于是彻底绑架了本届领导，人口学家全身而退，让国家领导人背下历史黑锅。
很多人以为人口学家只敢提放开二胎，是迫于政治压力。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沉浸于“学术黑话”体系（专业术语符号）之中，善于用概念解释概念，而不是解释社会现象。比如依照他们的逻辑，生育率不可能只有1.2，而是应该有1.5、1.6；当现实证明了他们的逻辑是错误的之后，他们宁愿修改数据（比如将生育率修改为1.5-1.65），也不愿意反省自己的学术逻辑。他们对“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预测破产了，但是他们毫无心理负担，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逻辑里。由于他们垄断了向国家决策层提出建议的渠道，局外的学者即便对人口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很难突破他们的学术壁垒，因此很难有话语权。
过去的实践表明，国家卫计委和人口学家根本没有调研的能力，他们的所谓“调研”其实是拖延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比如单独二孩政策理论就是立足于“千村生育率调查”[32]，根据这项调研，他们判断生育率为1.87。其实“千村生育率”明显“虚高” ，人口流入地（城市）生育率“虚低”（比如江苏昆山市、广东东莞市2010年的生育率不到0.4），因为现在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农民工大多选择回到老家生孩子，这就导致妇女在生孩子时的前后回老家（母子作为分母、分子进入“千村生育率”统计），而还不准备生育或已生完孩子的妇女继续外出打工（未作为分母进入“千村生育率”统计）。下面是2010年6月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讨实录》披露的那次“千村生育率”调研信息[33]：
“2009年做了最坏的事情，国家计生委做了20个省市的调查，调查现在农村那部分的实有人口，这样一来中国的总和生育达到1.87，他就说整个生育水平反弹了。实际上这里面有极大的抽样误差，因为轻壮年都到城里去了，是想要生孩子做月子的才回到农村。所以抽样的误差很大。这样子一来这是一个很坏的数字。可能这个数据是忽悠中央领导人的。他们虽然也知道这个数据有问题，但是还是把这个数据给中央报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10年春节前到北京开会时，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态度是希望稳步推进，当然这个稳步是非常慢地推进，因为要改正的压力很大，不动肯定不行。1月4号计生委主任向温家宝作过一个报告，温家宝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动。总理这么一讲呢，计生委马上退回来，他们本来也不是非常情愿推这个事情。”
其实中国人口政策调整根本就不需要再调研了。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力、财力的调动不亚于一场战争，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直接投入80亿元；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600亿。放弃2000年、2010年两次如此高成本、权威的数据不用，而去采纳“千村生育率”调研！
除了全国人口普查外，还有分人群的大样本的数据：
1、广东省在1999年之前是实行二胎政策的，但是广东六七千万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也从1983年的3.1降到1998年的1.9了，说明当时全国放开二胎都为时已晚。
2、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于全国。即便全国从19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
3、中国还对900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除壮族外）实行全面二胎或更宽松政策，但是作为整体，生育率也从1990年的2.86降到2010年的 1.64。全国的经济文化水平比少数民族高，即便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生育率只能在1.6左右。
有这些大样本的权威数据，还用得着进行没完没了的“调研”？
宋国大夫戴盈之说：“税率十抽一，免关卡和市场税，今年还办不到，先减轻一些，待下年再免除”。孟子说：“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答道：‘我渐减偷鸡次数，先每月偷一只，待下年就不偷了。’如果知道是错的，就应立即停手，为什么要等下年呢？”（《孟子?腾文公下》）黄庭坚：“吾义苟不存，岂更月攘鸡”。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说：“此孟子所谓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劝以徐。知邻鸡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过，岂如是哉？”孟子、苏轼认为帝王改错要彻底，不能一错再错。
令人欣喜的是，在2015年9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计划生育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符合“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单独二孩也是错误的，全面二胎仍然是错误的，不算是“坚决改、彻底改”，而是拖泥带水。人口政策不能一错再错。应该“一刻不耽误地改”（停止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