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根据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中国各方面要再上一个新台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将为您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对外开放和医疗改革三方面剖析，带您了解“十三五”期间的新动向。
本报记者 定 军 实习记者 张晓君 特约记者 邓雪芬 北京、佛山报道
春节过后，又有一批农民工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回到城市开始打工生涯。尽管在城市待的时间，已经比在农村的时间长得多，他们仍然像城市里的过客。
但这一次，很多城市希望把他们留下来，变成城市里的主人。这就需要解决城市户籍问题。
数据显示，现在尽管有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但是大多数并没有城市户籍。无疑，如何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将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
根据刚刚修改后的“十三五”规划纲要，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比2015年的39.9%提高5.1个百分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和2015年城市户籍人口测算，2020年将有超过6亿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比2015年末的5.48亿人约增加8000多万。
农民工将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增加的关键一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强化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体责任。
新增约8000万城市户籍人口
在广州上大学的学生邓小翠（化名）户口仍在农村，对她来说，农村户口更值钱。她的家在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岭头村，由于当地不少已经变成了开发区，农村户籍人员每年有分红收入，其中2015年每人分红达2万元。
和邓小翠一样户籍在富裕的农村地区，在中国并不算大多数。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均已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户籍不在当地，享受不了当地的子女上学、养老、看病、保障房等系列服务。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比2015年的39.9%提高5.1个百分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没有给出2020年的人口总预测数。不过，根据最近数年人口增长的数量，按照每年新增人口700万计算，202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可能为14.1亿。按照45%的户籍城镇化比例看，可能有6.3亿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这一数字，比起2015年约5.48亿的城市户籍人口，将增加约8000多万。
其中，大量增加的城市户籍人口为农民工。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农民工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籍人口；其次，城市的政策是否能够配合。
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夏指出，农民进城，最核心的是收入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在城里买房，那么提高农民市民化就会受到经济上的阻碍。
而中国社科院城市所土地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李景国则指出，问题在于，农民进城，到哪落户有讲究。比如像北京等大城市，农民肯定愿意落户；像县城，农民买到房也不一定愿意在那儿落户。
他认为，城市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情况，如果没法就业就无法生活。城市的发展要与产业的发展同步推进，此外也要保障其他的福利，比如孩子升学等。
“农民工进城可能要分地域。特别是对于小城市、县城来说，如果真正想要吸纳户籍人口，政府确实要下一番大工夫进行综合研究，包括产业发展、户籍政策、宅基地的处理等，这些都要给农民足够的吸引力。”李景国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一些农民处了解到，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在副省级城市买了房，但是并未落户。
政策扶持
四川统计局2015年做的一份农民工进城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农民工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
而即使农民工把户口转为城市， 82.4%的受访者选择大中城市市区，列首位的是省内地级中等城市市区，占比达55.7%；其次为成都市区，占22.7%；选择省外大中城市市区的占4%，而愿意落户省内县（市、区）的只有14.9%。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易鹏指出，现在推动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政策比较好，地方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产业发展，因为农民工进城最主要的是要找工作的。
此外，其他政策的配合也很重要。据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转农民工为市民积极性不够。为此，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行了安排。
该规划指出，下一步要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量与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向地方支付转移资金，需要地方农民工转为市民为条件，挂钩的条件还有国家新批建设用地等。
“地方财政上有些土地款收了以后，没有足够的预算来用于转移支付，以及解决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养老问题，很多钱都用来搞建设等其他事情，从财力上来讲，这算是一个瓶颈，是农民转市民面临的很现实的一个压力。”郭夏认为。
他表示，城镇化一定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未来政府预算需要考虑市民退休、养老，包括保障房问题，不能一届政府只管一段时间，下届政府就不管了。长期预算应当是有一定连续性的。
“政府的服务工作，应该包括农民工落户、子女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包括耕地、拆迁、农转非等问题，把服务做好，减少矛盾。”郭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