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9-06-12 类别：世界人口
仅仅不过三百年前，人类依旧过着肮脏、野蛮和寿命短暂的生活。
全世界的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比如说在西班牙，葡萄酒产区的农民，每年的关键季节需要所有帮手齐上阵。家长只好把小孩“留在家中，任由其裹着肮脏的尿布，眼巴巴的哭泣和挨饿”。经常会有无人看管的小孩被院子里放养的家禽啄伤了眼睛，被家猪啃伤了双手，甚至还可能掉进火堆中，或者溺死在无意中留在门口的水桶或者洗衣桶里。
18世纪西班牙出生的婴儿中，有1/4-1/3活不过一岁。18世纪，欧洲成年人的人均寿命同样悲戚，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多岁。在古代人看来，现在的青春期和青年人类，要花生命中的差不多十年，来了解“爱和被爱”的能力，找到共同生育幼崽的那一个TA的行为，实在是有点晚熟和奢侈了。
得益于让存活率和寿命增长的诸多有益因素，地球人口在膨胀。公元前44年，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口。18世纪，地球上生活的人数不足十亿，而三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亿。
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新局面。为什么我们的幼儿入园难；为什么我们的退休时间要延迟，而养老基金的状况听起来令人担心；为什么我们的大城市越来越拥挤？工作紧张越来越激烈？它是这些问题背后，那个摧枯拉朽的决定性变量。
正像当下的中国我们所困惑的一样，人口到底是比理想的状况多了，还是比理想的状况少了？政府应该鼓励生育，还是应该限制生育？人口究竟会从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这些林林总总的人口问题，从来是个问题。
在人口学上，有一个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它的意思就是：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比如说村子里共有十亩条件尚好的耕地，一方面成倍的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开辟山边上条件艰险的农田，产量可能多50%。但是在古代，一对夫妻经常生育五六个孩子，每一代人口都会多出三倍。时间一长，粮食自然不够吃了。
有人就用“人口陷阱”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每一个王朝开国的时候，因为战乱死了很多人，这时候生产资料很丰富，很少有吃不上饭的，这也是大治之年常发生在开国初期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而等到人口的数量比生产资料多太多，往往就会出现战乱、疾病削减多余的人口，这也是为什么王朝统治几百年后常常有起义的原因。
听起来真是非常有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不过写作《人口浪潮》的作者莫兰觉得这个1830's出生，写出《人口原理》，是英国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学教授）的马尔萨斯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已经有点落伍了。
他写道：“生活在10世纪早期萨里的马尔萨斯牧师似乎对百公里以北的工业中心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充耳不闻，甚至还在描述一个逐渐远去的世界。在这个过时的世界中，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智慧逐步提升，而人口规模则可能指数级增长”
是的，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人口已经成倍的增加，但人类也并没有陷入漫无止境的世界大战一样，人口还有其他的密码。保罗·莫兰指出，正在马尔萨斯归纳出这些理论，并且详尽地描绘它的时候，这种假设正随着曼彻斯特附近的新社会、英格兰北部，以及中部新工业中心的崛起而被全部推翻。因为“通过工业化，大量人口进入了工业领域，与此同时，大片清除了原住民，承担供养母国任务的殖民地，则源源不断的向工业化的母国供养粮食和肉类”。
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彻底地改变了本地承载人口的数量。马尔萨斯出生稍早，并且远离了时代中心，以至于他没有亲眼看清楚自己描述的体系如何被撕裂，然后被新体系替代的。
2 “内卷化” 没有发展的增长
关于当下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比如说中国应该继续控制人口规模吗这种现实而急迫的问题，人们的观点一直不那么确定，或者不那么一致。
很多人在谈论一个叫做 “内卷化”的词。现在在学界，被更多的翻译为“过密化”
我们的初高中历史书里，学到过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启蒙萌芽，但为什么这些萌芽没有自发长大，像马克思史观那样，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呢？这个问题困扰史学和经济史界许久。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利福德·盖尔德潜心研究爪哇岛的农耕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千百年来，当地的农业生产一直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当地人始终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
我们回到那个有十亩良田的村落会更简单。村民很快有了四个儿子和他们各自的家庭，每个小家庭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为了在非常有限的生产资料下还能维持生计，每个小家庭的人都必须非常勤奋才能保证吃饱肚子。他们必须每天捡取牛粪施肥，而发明使用机器耕地的成本太高了，人工显然更便宜一点，他们忙到没有余力去改变现在生存的模式，因为稍有懈怠，就不能维持高亩产，就得饿肚子。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在美国人的叙述中， “世界各国二战后废墟中出生的婴儿潮黄金一代，已经把主要社会资源从头瓜分完毕，坐拥资本的食利阶层也在这代人中基本定型。在和平安定的新社会环境下，除非有家产可继承，新一代人付出同样的劳动和努力，需要互撕的头破血流才有可能抢到仅存的残羹剩饭。”
内卷化也只是一种描述，某种意义上它像一种人口简单增长，社会结构转型却没跟上的社会。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是这里人类平均生活质量有史以来最高的时候，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人压力山大，焦虑不明。
携程前CEO梁建章显然觉得中国不是人太多，而是太少了。
1969年生于上海的梁建章是某种意义上的‘神童’。他13会编程序写诗，从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21岁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30岁和季琦、沈南鹏和范敏共同创立了携程。创业八年后，他选择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了人口学专家，现在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在他提出的“创新力公式”中，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以及内部、外部交流量成为创新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内外部交流量也与人口数量、质量密切相关。
2019年1月23日在京举办的“解读人口数据：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人口数据解读及政策建议研讨会上，梁建章说：“人类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就会越发达。”梁建章今年4月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梁建章：中国城市的人口黑洞 生育率比想象中更低”，足见他对中国人口减少的忧心。
除了数量的多少，人口结构也让一些人担心。在世界各地的经验里，只要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就会降低。
二战爆发之前，英国和法国都为德国人高速的人口增长率担心，担心自己本国的年轻人和可征兵数量比不过德国。但是德国人的看法却不明晰，一些人引以为豪，而另一些人则指出了另一个问题：正像英国一样，底层人口比上层人士生养更多。当时的德国社会评论员费迪南德·戈尔德施泰因（Ferdinand Goldstein）就此发生过警告，担心“这些阶层会占领世界”，从而造成“庸众的胜利，就像如今的法国一样”。反过来，医生、律师，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精英阶层的人，恰恰是生育率最低的。
有点相似的另一个观点叫做“文明的陷阱”。现代世界一个非常明显的终极问题就是所谓文明的陷阱，即一个国家一旦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后，由于生育率下降至低于人口更替生育率水平之下，人口就会达到峰值并快速减少，这对大多数以一个主体民族为主的国家来说几乎无解。当下表现优异的民族，数量会快速的收缩。
人口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地球的超级变量，我们从几组数据能深刻的感知到这点：
公元前44年：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口
18世纪：地球上生活的人数不足十亿
如今：70亿
20世纪60年代末，地球人口数量大概每30年会翻一番
如今，每60年翻一番。
预计21世纪末，全球人口很可能会完全停止增长（一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
1950年，欧洲人口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规模的2~3倍；
2100年，非洲人口规模很可能达到欧洲的6~7倍
1950年，日本人口领先尼日利亚。日本人口数：尼日利亚人口数=2:1
2100年，尼日利亚人口将大大领先日本。尼日利亚：日本=9:1
2 “人口浪潮”
一旦我们理解人口这种先激增再陡降的现象，便很可能对世界人口变化的大起大落和我们如今所处的这个转折点有所领悟了，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人口浪潮。
既然影响着人们从地缘战略到宏观经济，从对摇篮、幼儿园的需求到对墓地的需求，既然要解答人们对人口的种种疑惑，必须先审视人口秩序变动的故事是如何在一个一个地方发生，从欧洲、到中国、日本、中东、拉丁美洲以及南亚，最终到非洲，改变军事行动的结局，改变政局的走向，改变经济。
在二战的时候，当德国军队向东行进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鏖战，上百万苏联人惨遭屠戮和被捕，苏联军队总是能一茬一茬的冒出来。一个德国将军曼施坦抱怨：“苏联军队就像条九头蛇，砍掉一颗头，又冒出俩颗来”。
与此对应的人口数据是： 德国人口在世纪之交仍占苏联的一半左右，但是到德国入侵苏联的1941年，这一比例已降到略高于1/3的水平了。可见二战的结局也深受人口浪潮的影响，其实德国人对此已经有所预测，他们为了鼓励生育，塑造英雄母亲，但究竟晚了一些。
美国、苏联与东亚、拉丁美洲人口潮涨潮落，更是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影响，比如在非白人群体中更有优势的奥巴马成为了美国总统，而为了团结那些对种族忧心的工业州白人，特朗普承诺在墨西哥边境驻起边境墙阻止那些来自每周的非法移民。这股人口旋风的旋转速度显然已经越来越快，也就是说，进入国的人口增长的更迅疾，同时下降的更快——因为避孕技术的普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进入社会职业等复杂的原因。
那么人口会迈向它如今很可能迈向的那个方向吗？发达经济体人口收缩，东南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小马达，非洲人口则成倍的增长，也许大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毕竟人类已经错了不只一次。这次不谈马尔萨斯对周围即将来的世纪剧变的不察，说个近一点的。
二战后，美国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特，描述了后来被称为“人口转型”的现象。他认为人口急速增长，是生产力提高后，从一个人口密度低的均衡，到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均衡的过渡过程。
详细来说，一个国家并不会一直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它一开始表现为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以及较小的人口规模；然后死亡率下降，继而人口迅速增长；接着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继续，但速度降低了；最后，生育率和死亡率从恢复平衡，人口再次稳定，但规模则大多了。
某种意义上他说的没错，这正是早期英国、美国甚至整个欧洲发生的事情。而当时，北美和北欧的发达工业社会被认为已抵达人口浪潮的最后阶段：每个女性养育两个孩子、较低的死亡率、较大且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人们认为人口浪潮已经到达了重点。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变化正在这时发生，二战前就已经下降到仅略高于2的美国总和生育率，到20世纪50年代时已经上升到3.5左右。20世纪50年代，北美和西欧迎来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和摇滚时代，这个时代首次出现了可被称为青年大众文化的有意思的东西，这就是著名的‘婴儿潮’时期。
那时候，美国人口的一半多一些，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穿着蓝色牛仔裤的学生走上加州和巴黎街头表达抗议，披头士和滚石乐队正流行，这一代人是如此的有存在感，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持续流行。到了如今，他们不再为自由恋爱和越南战争抗议，但是他们会为养老金的削减和退休年龄的问题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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