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人口发展的主要特点

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如果对7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进行总结，可以发现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人口发展受到很强的政策干预和制度影响。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实际上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具有超前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的人口转变的特点。这无疑受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调控的影响。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受政策因素影响为主，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响、一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政策调控对上世纪后半期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国人口发展显著受到制度影响和政策调控，还表现在人口迁移和流动方面。户籍制度作为基本的迁移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在上世纪50年代得到建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逐步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暂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以及各种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对人口空间迁移和人口管理产生影响。同时，我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也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联系，人口预期寿命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很快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发展历史看，我国的人口变动受到制度因素的显著影响。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口变动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制度因素在中国人口发展中具有显著作用。在对人口发展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制度实施中，我国在政府序列中成立了计划生育的职能部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我国也通过公安部门的户政管理，卫生部门的健康管理，发改部门的拟订人口发展和应对老龄化战略、规划及政策等，对相关的人口事务开展管理。这些都说明，我国的人口发展受到很强的制度因素影响。

第二，我国人口发展具有相当的不均衡性。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强化了人口发展的不均衡性，表现在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别非常显著。在生育率、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人口的城镇化状况、老龄化程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迁出迁入的态势等几乎所有的人口发展指标上，地区间的不均衡性都是非常显著的。进入本世纪以来，多数人口发展指标的不均衡性有所缓解，但是地区间的差别性仍然显著存在。

第三，中国人口发展存在着压缩式的人口转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快速的死亡率下降、快速的生育率下降，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变动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从而使我国人口发展表现出一种压缩式的人口转变特征。压缩式的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动，例如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变动很快，人口老龄化提高的速度很快，以及城乡结构经历快速变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80年的20%左右增加到当前的约59.6%。压缩式的人口转变使得人口与发展的协调问题非常突出。

第四，我国人口变动具有较强的波动性。我国的出生人口数存在着波动性。以出生2000万人口为标准来看，从1962年到1976年，事实上有第一波的人口出生高峰。从1982年以后到1991年，这十年间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显然受到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性的影响。因为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育龄妇女到了育龄阶段，往往会带来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但是也看到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比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峰值更低了。预想中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出生人口的波动性是年龄结构波动性的基础，出生人口的波动性影响学龄人口的波动性、育龄人口的波动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波动性等等，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我国的死亡人口和死亡率也存在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性，前一个阶段的下降主要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带来的死亡率下降，后一个阶段的上升则主要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伴生的死亡人口增长的结果。我国人口空间迁移的方向和程度也存在显著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基本上可以用改革开放带动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流动作为分界。而近年来在国家整体均衡发展的态势下，分地区的人口波动性正出现新的特点，同时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部分城市人口增长和部分城市人口萎缩的波动性。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的较为剧烈的波动性，对人口结构及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出锯齿般的影响，考验着公共决策的智慧。

当前，我国的人口发展格局正面临突出的变动，包括人口总量将在2025～2030年到顶并出现持续的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变、城镇化和人口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等等。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和不断扩展的移民过程。因此，我国人口发展需要从对人口数量的关注，转向更加重视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分布等问题，需要通过综合性的人口政策工具来应对更加复杂的人口问题，通过更加前瞻性的人口发展战略来应对未来人口发展的挑战，从而推动国家实现良好的、可持续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