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人口负增长

中国人口2015年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发表谈话时指出，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的7.5％。

蔡昉指出，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2015年期间，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及至停止增长的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6.8%提高到9.6%，“十二五”结束时老年人口超过1.3亿。2008年底中国老年人口为1.69亿，并以年均1000多万的速度增加，到2020年为2.4亿，2030年为3.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4。中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化关系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人口红利”将于2015年左右丧失。

中国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

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口都在急剧萎缩。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按照过去30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5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

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用的是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0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即使用16到64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人口变动还挑战中国的军事安全。老龄化使用于消费占国民收入的分额增加，国防投入将不得不减少。老龄化社会在心理上必然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一半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担能力下降。二战前法国的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就与10世纪中叶以来法国首先在欧洲出现生育率下降和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2015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