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前瞻

2014年5月29日，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左学金研究员做客2014年第10期鸿儒论道，以“中国人口负增长前瞻”为题，讨论中国人口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左学金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增长划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1949-1973年人口年增长率高于2%的高速增长阶段，二是1973-1997年人口年增长率为1%-2%的中速增长阶段，三是1997至今人口年增速低于0.5%的低增长阶段，四是2025年前后人口达到14亿左右的峰值之后进入负增长的阶段。

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人口政策要基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变动，需要从长计议。1963年以来政府的基调是控制人口增长，左学金指出，正是因为“人口惯性”的存在，人口政策需要作出前瞻性的考虑和改变。1970年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81，即平均一对夫妇生育5.81个孩子；到了197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75；整个80年代，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5上下波动；90年代到现在，总和生育率则稳定在1.5以下。左学金指出，总和生育率低于2.1时，就表示这个社会代际人口中下一代人口在减少。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趋势：人口年龄金字塔是锥子形。

除了总量在202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更加严峻。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巅峰，并在2030年前后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左学金指出，纽约现在居住人口中有37%并不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美国对移民的吸引力导致它人口保持平稳迅速的增长。左学金指出，我国“潜在支持比”（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在1982年为12.52，2010年为8.8，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50年为2.56，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养老负担在加重。

人口老龄化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左学金指出，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会加重，国家负债率也有可能会像日本一样畸高。一方面，由于人在中青年阶段储蓄，在老年阶段提取储蓄，因为储蓄率将会下降，例证是现在老龄化的日本青年储蓄率不到6%。假设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变，生产总量也会随着劳动力供给（或投入）的减少而下降。与此同时，左学金指出，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有较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通过代际转移支持来支持老年人的负担会不断加重，产生了“代际利益平衡”的问题。一个可供佐证的例子是，2011年度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支出高达108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22.3%，财政支出的大量依赖举债，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达220%以上。

为此，左学金给出了两个政策建议，一是避免通过行政强制的生育政策来人为的加快人口负增长，二是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素质对人口数量进行调整，并以更高的人力资本推动经济结构的代际调整。

财新网人口专栏特约作者黄文政博士认为，中国人口将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他认为人口下降会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很多难以预料的影响，他以《人口下降对中国更好吗？》为题对此作了评议。他认为，计划生育所依据的“适合人口理论”是荒谬的，因为人口减少提高人均资源占有率对经济优势无意义。同时他还指出，人口密度和GDP无关，与城市拥挤度无关，与失业率无关，与大城市空气污染无关。

公众通常认为，人口少了人均资源就会上升，人均资源上升会改变每个人的处境。这个逻辑成立吗？黄文政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存在。以横向为例，法国、英国、德国几乎每一项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均资源少于中国，但是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而从纵向来看，从1947年到2007年，自然资源占人类财富的比率由23%下降到5%左右，自然资源占人类财富的比重越来越低。

携程网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博士、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智豪、杭州平和英语学校校长洪秀平在评议环节中还就年轻人与创业、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的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探讨。

本次活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六十多位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