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革命与世界人口演变

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活动。我参加今天的研讨会，目的是想看三位专家，这三位专家我从来没见过，也是这三位专家邀请我出席此次会议的。这三位专家就是梁建章、黄文政和何亚福。到了会上，才知道我的老朋友梁中堂教授和李建新教授也出席此次会议，并且是会议的重量级人物，这是两位老朋友，能够见到他们自然是十分高兴。

 

我为什么想看这三位专家呢？刚才建新介绍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离开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二十多年了。因为工作关系，我很少参加人口研讨会。只是去年一个出版社邀请我写本书，就是我现在拿的这本书叫《中国生育革命纪实》，我在写此书时关注到近年来活跃的人口学者，我关注到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虽然他们的本身工作不是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但他们近年来做了大量努力，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大声呐喊，现在中央放开二胎，这其中自然有他们的贡献。我和建新认识很长时间了。那时候他三十多岁，现在没想到他也有白头发了。说明岁月不饶人。

 

我讲几个故事吧。在讲这个故事之前，还得向梁(中堂)先生表示致敬。我在计生系统工作了十年，我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培养的第一位人口学硕士到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很快就与当时在山西工作的梁先生认识了。我与梁先生认识快三十年了。1979年12月，中国生育政策，从“晚稀少”向紧缩性生育政策过渡，那时一片叫好声，此时梁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质疑这项政策的合理性，非常了不起。我长期研究中国改革，并认为中国正处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当看作是一个传统社会。虽然物质的建设像个现代社会的样子，但是脑海的东西，制度性建设，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传统社会。一项政策出台，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叫好声，很少能够听到质疑声音。即使有质疑，也只在私下议论，很少有几位能够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36年前，梁先生能够在那种环境下站出来，公开质疑，确实很了不起。36年的实践证明，梁先生的坚持是十分正确的。

 

1993年在温州，当时我的身份是国家计生委宣传处的处长，国家计生委在温州开会，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问题。我们委主要领导的彭佩云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我对彭主任说，这个生育政策感觉似乎有点问题，是否应当做些调整，即调整到两胎加间隔，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对我说，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这个政策是中央定的。我们做为一个党员只能执行。当时她跟我讲这个话，我没有认真思考，但是我记住了。去年我写这本书《中国生育革命纪实》的时候，专门和老太太做了一个沟通，并看了一些文献，才知道老人家早在1988年三月就建议中央调整生育政策，但中央没有同意。在中央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党员只能严格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这也是一个组织纪律要求。说明老太太有严格的党性意识。老太太今年86岁了，很了不起。这次中央放开二胎，老人家做了很大贡献，居功至伟。

 

第二个故事。2010年9月，我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撰写长文，生育政策从非常态向常过渡，建议中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那年正是《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1980年《公开信》发表时，就提出三十年后如果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就会调整一胎生育政策。三十年后，生育政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应当适时调整这一政策了。我的这篇刊登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中央领导看到了并做了批示，做了什么样的批示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批示的结果是，本来国家计生委要召开一个三十周年纪念会，就被取消了。中央领导批示转到国家计生委，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结果。如果五年前就改，我认为效果是很好的。三十年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策做出改变，适时调整，正是诚信的表现，但很遗憾，五年前没有改。

 

第三件事，就是我今年出的这本书《中国生育革命纪实》，这部书今年四月份出版了，四月底出版社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书的发布会。5月份被凤凰网列入中国好书榜，6月份也列入中国社科好书榜。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专门到上海与梁先生探讨，很多内容也是梁先生给我提供的。因为我很长时间不研究这个人口与计划生育，只是感觉这个问题如此重大，才认为有必要提醒世人，让人们关注此事。我花了半年时间应急写了这本书，可能存在一些缺陷或不足。我试图客观描述，尽量客观还原这段历史，并尽可能放到改革开放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分析。

 

还是回到我今天的发言题。世界人口的增长与变动规律，我们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个演变趋势和特征。

 

全球生育率变化，大家知道70年代提出人口爆炸，当时不得了，二战以后婴儿潮的出现，世界人口迅速增长，未来世界如何应对，大家很紧张，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一个人口基金，试图对全球人口进行调控。联合国提出的是家庭计划，生育权由家庭做出决定。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形势有了一些变化，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发生了急剧下降。这些国家70年代初和中国一样，都是鼓励少生，实行家庭计划。本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生育率下降幅度进一步加快，因而都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减少生育到鼓励生育。但目前，几乎都没有明显效果。

 

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生育率超过6孩以上，到了2014已经下降到2.4。这个下降趋势目前仍在继续。说明人类对自身再生产规律的认识，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阶段。2013年世界银行对全球224个国家的生育率做了一个排序，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共六个，全属于中华文化圈。即大韩民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大陆，如果六普的生育数据是可信的，即总和生育率1.18，中国大陆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一类国家。所有中华文化圈生育率都很低。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70年代，我是非常认同中国70年代的生育政策，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十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5.8下降到2.2，在全球不是十分罕见，而是绝无仅有。80年代初大转弯，生育政策转向一个孩子。这就带来很大问题。我一直认为80年代到现在，35年过去了，如果当时就一直就是提倡下去，而不是通过行政管控，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要合理的多，也就是更加平衡，数量也比现在也要少，另外可以避免很多负面问题产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也充满辩证法。我过去当过国家计生委宣传处长，说计划生育姶中国少生了两个亿，现在说少生了四个亿，现在看来都经不起历史检验和科学的检验。这其中主要缺陷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们生育观念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刚才梁先生说到人权，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1990年我就涉及到这方面问题，我1990年在《中国人口科学》写了一篇文章，人权和计划生育，当时我主要是从辩护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我的工作除了国内宣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对外宣传。美国人说我们的计划生育侵犯人权，我们说那只是个案，但是后来大量现象越来越促使我们思考。我写了这个文章，总体上是为了说明中国计划生育是有利于人权推进的，但文中也提到，不可否认，我们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侵犯人权的现象，需要我们正确对待。我的这个文章大体是这个基调，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认识。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人权意识，对一些与人权相违背的做法，往往并不敏感。直到2004年，才把保障人权写进庄严的宪法。

 

最后两个问题，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基层政府，特别是乡一级政府，很长时间以来，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做农民群众的计划生育工作，但由于与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有矛盾，很多做法也不是很文明，因而导致了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影响了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另外，长期的计划生育，通过强有力的行政管控导致中国妇女生育率持续走低，导致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这方面的弊端日趋显著，因而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