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

摘要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不过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3）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2200年或降至8亿、2亿左右。从结构看205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2018-2050年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