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主义者和科学家常认为环境问题的两端是“来源”和“排放”。如此一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原材料或自然资源的来源或开采不足，导致资源消耗殆尽；(2)没有足够的“排放池”来吸收工业废物，这些废物泛滥导致环境遭到破坏。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等相关研究着重强调来源问题，以矿物燃料、基本矿物、表层土、淡水和森林等原材料短缺的形式来体现。如今，环境问题的重心更偏向于排放，体现在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有毒物质的产生方面。然而，用于生产的资源枯竭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从与淡水资源量减少、石油达到峰值、水土流失以及锌、铜及硫之类的重要矿物质短缺等问题相关的研讨中可以看出。
在对传统的环境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常常通过“马尔萨斯透镜”(Malthusian lens)，将自然资源枯竭看作人口过剩引发的问题。18世纪末，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提出了“人口增长必然会导致食品短缺”这一命题。20世纪的环境理论学家将此转变为：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这导致了目前或将来的自然资源短缺。
下文将重点从来源或开采的一端来分析环境问题及其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排放问题不作系统的研究。但是，开采和排放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产品生产对资源的使用越多，在提炼、加工、运输、制造、使用和处置过程中流入“排放池”的废物流量就越大。
在研究来源或开采问题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地球上各种不可再生资源能够以符合成本的方式开采的量非常有限。理论上，只要知道资源蕴含总量、开采技术、成本和可能的需求，就可以计算出世界上某种具体资源耗尽的时间，但由于多种因素通常不确定，因而导致准确预测十分困难。然而，当某种资源的价格上涨或一种新技术出现时，以符合成本的方式提炼的资源量增加，于是，开采较难探测、纯度较低、成本较高的矿产开始具有经济可行性。
解决这一问题较简单的方式是我们能否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就水、土壤、鱼类和森林等可再生资源而言，这意味着其消耗速度不得超过资源再生的速度；就矿物水、矿物燃料和优质矿物质等不可再生资源而言，这意味着其消耗速度不得超过以可再生资源(可持续使用)替代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也就是说，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取决于对可替代它们的可再生资源的投资。就污染物而言，可持续排放率取决于它们可被吸收和无害释放到环境中的程度。
尽管存在某些可再生资源能够用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但实际效果不大。例如，多数金属资源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难以找到可再生资源替代。这些资源必须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消耗，并尽可能有效地被回收利用。而且在制造生成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时也需要不可再生资源。目前为止，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影响最大的一个案例是使用玉米、大豆、甘蔗和棕榈油等农产品生产酒精和生物柴油来替代汽油和柴油。但是，多数生物燃料释放的能量很少，生产这些可再生资源需要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且对人类和环境的有害影响非常大，这令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生物燃料不可持续。
资源枯竭和过度使用
许多人对资源枯竭和无法持续使用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至少就容易探测和开采成本相对较低的资源而言，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在研讨中很少涉及但非常重要的一种资源便是磷酸盐。据估计，世界上已知的磷酸盐储量将在本世纪末用尽，磷酸盐在北非(摩洛哥)、美国和中国的储量最大。尽管磷酸盐也作其他用途，但在文明的未来，被用作农机化肥可能会是其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在养分未得到有效循环的情况下，要维持粮食生产，磷肥的常规使用非常重要。但目前使用磷肥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严重，导致磷元素大量流失，诱发湖泊与河流的海藻泛滥，促使海洋形成“死区”，这两者则属于排放问题。
我们可以研讨其他许多具体的不可再生资源，但视角会是一样的。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锌、铁矿石、铝土矿和稀土的枯竭是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就这些资源中的大多数而言，其缺乏并非迫在眉睫，但承认不可再生资源有限的现状并进行社会变革却刻不容缓。稀土金属实际上并不稀有。近些年来，中国为了更好地治理在提炼这些矿物过程中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了稀土金属的生产(在全球产量中占95%)，因而促使其价格上涨。美国再次开始稀土生产，计划在马来西亚建一个很大的工厂，这受到环保行动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目前与稀土金属相关的主要问题不是开采端稀有，而是开采和提炼造成污染，这又是排放问题。
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企业和国家在开采资源时深度挖掘，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或在更脆弱的位置开采，对环境的破坏和经济成本增加。在表层矿藏消耗殆尽之后，采矿公司纷纷使用钻探机器人和高强度管型合金等新科技进行更深层的钻探。海底采矿是另一种用于解决易于开采的储量日益减少问题的途径。一家加拿大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一份期限为20年的协议，获得了开采距离海岸线约50公里的海底铜矿和金矿的权利，这可能是开采海底矿藏的一项重大举措。
另一种解决优质矿藏枯竭问题的途径是开采品质较低的矿藏。在强调这种变化时，一家铜矿矿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指出：“如今(铜矿)的平均等级降低至20年前的一半，等级是衡量可以制成原料的铜矿量的一种尺度。因此，为了从矿藏中获得等量铜矿，必须开采和加工数量大许多的原料，这样产生的成本更高。”这种开采模式造成大量有害物质残余，这必然会使得空气、水和土壤遭到污染。
加拿大焦油砂的开采便是一个高价开采石油的案例，这种矿藏使用不仅成本昂贵，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无论这种提炼会给环境造成多大破坏，它将大幅度延长资源的使用期限，但成本更高。
当然，在一些例外情况下，新型且难以开采的矿藏并不会促使价格抬升，或令价格居高不下。例如，通过利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水力压裂法与水平钻探相结合的方法从页岩资源中提炼油气，美国得以大量生产天然气，这促使天然气价格大幅度跌落。然而，这表明人类极度低估了压裂法造成的生态和社会损失，实际上这种损失是巨大的，它对人类和当地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实际上，资源开采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缺少淡水资源。一般而言，淡水被视为可再生资源。然而，地下古砂石层中蕴含有千百年来积攒下来的大量水源，对沙特和北非国家来说，这类地下含水层可看作不可再生资源或矿物水。有些含水层也可再生，但其开采的速度远远快于再生速度。在美国大平原(奥加拉拉蓄水层)、印度西北部和中国北部，与再生速度相比，含水层的开采速度就非常快，地下水位快速下降。这意味着钻井时必须钻得更深，要使用更多能量才能将更深处的水抽上地表。钻更深的井显然只能解一时之急。此外，大量的水主要被用于浇灌庄稼，因而中国的黄河、美国和墨西哥的科罗拉多河以及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位难以达到通向大海排水口的标准高度。因此，水资源的实际情况(与海洋渔场的情况一样)表明，即便是可再生资源也可能会因过度开采而带来不良后果。中国正在采取一种高成本且会带来生态问题的措施——将南部长江上游的水引入日益干旱的北部地区。
当前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农业耕地，它与包括水资源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使用500—1000磅的水才能种出1磅粮食，因此，缺水的国家千方百计在世界各地攫取土地，以满足本国人民的粮食需求。新自由主义强调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万灵药”，因此似乎粮食短缺的国家需要做的是在自由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但是，在2007—2008年，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飞速上涨，2011年再次上涨，2012年仍以较慢的速度上涨，价格飞涨造成的“阵痛”促使许多国家设法在国外种植粮食，以保护其国民，但这些粮食专为国内公民而种。
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和私人资本家开始大量购买或长期租借外国土地。过去5年中，粮食价格飞涨促使主要粮食进口国绕开国际市场，到其他国家购买需要的粮食和通过购置土地来确保粮食供给。中国、阿联酋、韩国、埃及、印度和利比亚等国政府和私人资本家在非常优惠的条件下在非洲(主要)、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购置或租借了非常多的农业用地，达到约7000万公顷(约合1.7亿英亩)。据估计，自2000年起，非洲农业用地中已有5%被国外投资商和政府购买或长期租借。造成这种农业用地“圈地”的因素部分在于水资源问题。土地购买和租借包括利用当地水资源的隐含权利。有时候，它们的实际用水量往往超过当地水资源的有效补给能力。
目前，沙特阿拉伯是重要的“土地掠夺者”之一，它决定使用部分石油带动水泵来大面积浇灌沙漠地。1984年以后，在沙特阿拉伯，矿物水在用水总量中占一半以上；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种使用量达到顶峰，3/4以上的用水采自史前蓄水层。因此，几年之中，该国种植的小麦实际上能够自给自足，供国内3000多万人口食用。但到2008年，化石含水层几乎开采一空，因而该国所需小麦必须全部进口。
除了水资源短缺之外，出现全球“土地掠夺”的原因也包括为满足肉类消费需求而大面积种植庄稼(使用大量玉米和大豆喂养家畜)，当天气原因导致农作物减产和供给不足时，投机者就会哄抬物价。私人资本家(英国公司一马当先)对控制非洲的土地尤其感兴趣，以便为欧洲市场生产生物燃料。结果是更多的人挨饿、食品价格上涨、城市贫民窟规模扩大、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所有“土地掠夺”行为将人们从原来的土地上赶走，迫使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迁移至更边远的地方或城市。
弗雷德·皮尔斯(Fred Pearce)在其重要著作《土地掠夺者》一书中写道：未来几十年中，我认为土地掠夺将比气候变化影响更大，全球更多的人将受其影响。新出现的“耕者无其田”的局面越来越像地球荒野的最后围场、全球公域的最后聚拢。难道这是养活全世界、保护幸存野生动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难道必须要世界上数以亿计的农牧民放弃他们的土地来供养其他人？难道这是我们应当面对的新殖民主义即地方主义和社群主义反击的时刻？
导致世界贫困国家资源迅速枯竭的普遍因素往往是外国入侵，而不是国内人口增长。“通过不透明的交易收购黄金矿业资产”，英国和以色列的资本家通过皮包公司组织以不正当手段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自然资源，这是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到过非洲一个小国之后，杜克大学生态学者约翰·特伯格(John Terborgh)写道：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发现外国商家感兴趣的是与独裁政府签署合同后开采资源。直径达四五英尺的巨大原木来自原始森林；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来自滨海区；近海捕鱼权被出售给感兴趣的外国商家，而石油和矿产探测在国内进行。在长达500年的后发掘时代，北美的资源开采按一种特有的顺序进行：捕鱼—皮草—猎物—木材—原始农业土地，但如今，由于经济规模大幅扩大，无数尖端技术出现，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有资源的开采同步进行。数年内，该非洲国家和其他情况类似的国家将被榨干。那么接着将发生什么？那些国家的人们现在尚在幻想富裕，但仅仅是幻想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做其他努力的准备，我们也是如此。
因此，资源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只会愈演愈烈。按照上述标准，无论在哪里，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都不可持续。在一些国家，相对于农业用地来说，人口数量过高，且缺乏可依赖的定量出口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这造成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的资源枯竭和生态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运转方式和经济决策造成的恶果。其核心问题在于大公司和私人资本对贫困国家资源的持续开采，它们主要关切的是短期利润最大化。资源逐渐被毁坏或耗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世界将卷入一场剩余资源的争夺，这种争夺往往是暴力的。但是，当难以探测、开采昂贵且会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也完全枯竭时会发生什么？又能有怎样的应对计划？至于资源枯竭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资本的回答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说法如出一辙：“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资本积累是环境恶化的积累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无限增长的经济制度，需要不断增加资源的使用数量。当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时，这种制度就会出现危机，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并陷入苦难。资本主义每天对公众展开多方面的心理攻势，极力推销消费主义文化，让民众相信他们想要或需要更多新产品或旧产品的新版本，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导致资源日益枯竭和污染日益严重。它导致了对新物质无止境的欲望和对拥有更多的人的嫉妒；产生这种欲望的包括穷人，他们希望过上在电视上和电影中描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
除了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之外，资本主义再无其他动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负面的社会和生态效应，经济学家往往称之为外部效应。实际上，对于生产而言无所谓外部效应，它们是私人资本家强加于一般人群和环境的社会成本。在正常的运转中，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少数极其富有的个人——现在指那1%的人口(但0.1%可能更加准确)，也创造出非常富裕的10%的人口，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使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他们的物质消费。同时，资本主义也促使大量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口的形成。
谈谈人口
许多人以及许多组织主张，必须大量减少人口，因为不可再生资源很快将耗尽。资源开采困难的原因在于太多人试图获取资源。有人认为，世界人均占有的资源总体上很稀少，因此资源危机和资源战争实际上已经发生。我们无需费劲就能找到在资源(尤其是油气、水和农业用地)使用上产生摩擦、冲突、甚至战争的证据。然而，这并非简单的人口过剩问题，而是持续的资本主义殖民和帝国霸权史对这些资源丰富地区的影响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是富裕国家的一小部分人控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抢夺他人的资源。
例如，以色列之所以不愿意结束占有并退回至1967年战争前的国界，巴勒斯坦西岸丰富的含水层应是原因之一。在统治阶级无法牢牢掌权的较弱小国家，为了从资源开采中获利的争夺可能会引发内部冲突，甚至内战。
为了拥有中国南海海床下尚未探测到的潜在石油储量及其他潜在资源，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陷入冲突。在东地中海(以色列探测到海底蕴含大量天然气)也存在海床边界争端。此外，里海盆地的石油储量也可能会引发冲突。
近期，北极圈海上浮冰消融逐渐打开了北极水域，便利了石油勘探，即将引发一场所谓的“冰冷战争”，涉及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和挪威。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在其著作《争夺剩余资源》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资源普遍空前稀缺的时代。”
通常，这类冲突被视作人口增长和国际竞争的副产品，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倾向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将环境问题归因于“人口大爆炸”通常是牵强和歪曲事实的。许多次要问题和无关紧要的人被拿来分散或转移落在问题核心上的注意力。因此，重点是要划分这一系列问题，将与人口相关的绊脚石移开，然后再继续这部分研讨。我们应该选择的出发点包括：
●所有人都应当很容易就能获取医疗服务，包括避孕药具和其他生殖健康援助。
●随着生活水平上升至家庭安全有保障的程度，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但是，生活贫困的夫妇在未来生活有保障之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减少生育子女，个别国家有充分理由鼓励缩小家庭规模，这由具体情况而定。
●在一些贫穷国家，人口相对较多，人们除了依靠土地生存外别无其他方式谋生，因而导致过度放牧、森林过度砍伐和贫瘠的农业用地土壤退化。人们在肥沃的热带土壤上种植的作物产量低，可能恶化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这些问题不单纯是人口密度问题。大型农场迫使农民离开原来的土地，一些农民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地来耕作和放养家畜，而他们使用的却是更加贫瘠或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的土地。
●某些国家拥有相对于其农业用地而言更多的人口，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粮食都需要进口。埃及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埃及的人口超过8000万，人均占有耕地0.04公顷(不足1/10英亩)。这些国家必然受到经常发生的国际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且不得不大量出口，以便获得足够的硬通货用于粮食进口。另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和卡尔塔)的人口数量超出用水资源或粮食可养活的数量，但目前它们各自可使用石油或其他商业收入为其人口获得足够的粮食。同样，像荷兰这样的富裕发达国家，可以以牺牲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为代价，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开采资源和处理其环境废水。
●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永远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越多，潜在的环境问题也就越多。因此，人口一直是影响环境的一个因素，但通常不是主要因素，假定整体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是富人，而不是穷人。
●我们假设所有人的生活都达到了某个特定水准，地球的承载能力不变，由于许多资源快速消耗，污染非常严重，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将不可持续。例如，所有人要维持所谓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水准”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四个以上的地球来提供资源和吸收污染物。
●目前世界人口约为70亿，假设按照当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会达到90亿左右，到2100年会超过100亿。
一些关注资源利用和人口过剩问题的人认为，关键是要控制贫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主要通过女性使用避孕药具来实现。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极高(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最快)，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像是集中精力在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深究下去，会发现这并不能解决真正关系到这些人的问题——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围绕人口问题作了如下说明：“完全集中于控制人口数量时遇到的问题是它具有某种政治涵义。环境、人口和资源相关的观点并非中立，它们最初是政治问题，具有政治影响。”就非常关注人口过剩和环境问题的人而言，具体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似乎对深究实际出现的情况不是特别感兴趣。几乎无人就经济运行方式和与经济失调相关的问题进行研讨，而且他们甚至显然没有兴趣思考让人们彼此互动以及和环境互动的另一种方式，或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地方针对合作商店、工人所有企业、社区支持的农场、过渡社区和共居等不同的关系或组织形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意思的举措。这些举措是人们以不同方式彼此互动及与环境互动的具体表现，因而非常重要，但它们累加起来并不能形成一种动机、目的和结果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或新社会。)
根据常识，一个人或家庭越富有，他所消费的物质就越多，消耗的资源也越多，造成的污染也就越严重。
全世界收入最高的人口约占10%，即7亿人左右，他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负主要责任。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这不单单是富裕国家的问题。非常富裕的人几乎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其中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一名墨西哥人。在亚洲，资产净值在1亿美元以上的人比在北美洲要多。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困人口与资源利用和污染问题根本没有太多关系。据估计，全世界40%的穷人消耗的自然资源不足5%，而最贫困的20%人口(约14亿人)消耗的自然资源不足2%。假如明天这最贫困的10亿人口莫名其妙地消失，将对全球自然资源利用和污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均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最低的国家是人口增长快的贫困国家)，然而，如果那7亿富人按全球平均水平生活，资源和污染问题将减半。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全球资源利用和环境退化问题的确与人口问题有关，但并非人口太多，也不是穷人太多，而是以奢侈方式生活和消费的富人太多。因此，在贫困国家，通过控制出生率或采取其他措施减少人口对于全球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将于事无补。
人口减少与资本主义经济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规律。由于人口增加有助于刺激经济，提供更多盈利机会，因此当人口不增加、增速不够快或下降时，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人口增长带来建设更多住房、出售更多家具和家居用品以及汽车等需求。德国是个引人关注的案例，其人口自2005年开始缩减，劳动力规模也缓慢减小，2012年减少至4300万人左右。至下个世纪中叶，德国人口预计将减少20%(即德国8300万人口中的1700万人)。你也许会疑惑，人口实现零增长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而言非常困难，那么德国又怎么能在经济危机中比其他欧洲国家表现得更好？
部分原因在于，21世纪早期，德国通过加强资本对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提高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其前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曾宣称：“我们对劳动市场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令其灵活性提高。通过对我国社会安全体系，最主要是医疗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为削减非工资劳动成本铺平了道路。”这种变化赋予了德国一种优势，尤其是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这促使其出口贸易复苏，多数商品出口至其他欧洲国家。德国表现相对较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该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2011年出口额约为1.5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其GDP的50%(美国出口额为其GDP的15%左右)。十余年来，出口往来账户余额一直为正数，在过去8年中，该余额比其GDP高出4%。因此，通过出口，即便没有家庭数量增长带来的经济需求，一个经济体也可以实现增长。但对于所有国家而言，成为一个净出口国不是一条出路。(实际问题使然，当然，从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净出口国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德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会发生什么？劳动力可以输入。事实上，德国严重依赖输入劳动力，在1960年至1973年间，德国从国外输入了约450万技能相对较低的外来工人。如今，德国输入的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主要来自欧盟国家。由于无需承担雇员的教育和培训费，因而德国占了很大的便宜。《洛杉矶时报》最近刊登的一条头版头条新闻表明：“随着欧洲移民涌入德国，一些国家开始担忧人才外流。”
因此，资本主义解决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基本方法是输入劳动力。德国尽可能地出口产品，而在其因国内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又需要更多工人时，则按需输入劳动力。就德国是一个净出口国而言，显然若有国家出口多于进口，那么必定有其他国家进口多于出口。因此，如果所有国家的人口同时减少，德国现在选择的两条“康庄大道”——增加净出口和按需输入劳动力——都不可能对所有国家同时开放。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德国的经济表现比其他欧盟国家要好，但基于种种原因，我们认为德国将面临困境，这不仅仅在于席卷欧洲的这场经济危机。资本家解决其国家发展缓慢的途径之一便是进行国外投资(资本输出)。从千禧年开始，德国净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创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大萧条”时期灾难性的几年除外)。德国企业将相当数额的利润用于投资，但是其投资用于国外。私人资金外流的影响，外加柏林为平衡预算开展的活动，阻止了公共领域的有益投资。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将持续就业奇迹。
日本是另一个人口不断缩减的国家。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日本不像德国那样乐于输入劳动力(尽管它也输入一些)。然而，日本通过扩大商品出口和政府财政对基础设施的开支，保持其停滞的经济不至于倒退。目前，日本的政府债务已超过GDP的200%，成为世界上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约为美国债务所占比例的两倍，相对其GDP，甚至高出希腊的债务水平。数年来，除了政府支出外，日本经济中占优势的唯一一个方面就是出口。而且自1990年以来，出口和GDP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2010年初，日本政府开展了一项活动，以刺激动车和核反应器等基础设施产品出口。同德国一样，日本选择依赖长期以政府赤字开支投资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的办法维持低速增长，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少数国家。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由于人口增长缓慢或停滞，致使许多富裕国家或者欠富裕国家都面临快速老龄化的问题。正如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全球老龄化倡议项目主任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所说：“日本可能率先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经济长期停滞时代，其他快速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将很快跟进。”的确，这种停滞已经成为美国和加拿大、西欧和日本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防治污染与资源枯竭或滥用
英国皇家学会在2012年的《人类与地球》(People and the Planet)报告中得出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人类需要“构建不依赖物质消费增长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机构”。换言之，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导致资源过度使用、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处置不当、地球污染的潜在原因。任何控制贫困国家人口出生率和以技术建设所谓“绿色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都无视这一事实，无法在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我们可以也应当采取措施缓解以下局限增长因素引起的环境问题：资源开采的枯竭问题和废物排放过剩问题，这两者都对人类的未来造成威胁。然而，我们认为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消耗和人口增长问题上，基本方向出现了错误。资源消耗的经济原因才是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但人口增长依然是次要因素)。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必须始于生产方式，由于它无止境地追求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而无视社会和环境付出的代价，因而它带来的消极结果是：一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而其他人依然贫困，且地球环境日益恶化。
显然，作为资本积累制度的资本主义迟早要被淘汰，但仅仅以激进的方式超越这种破坏环境和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制度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创建一种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物质和非物质需求的社会经济制度(当然包括建立一种健康的地方、区域和全球生态体系)，它要求达到中等生活水平，以及按照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原则民主地作出经济和政治决策，同时为全球居民创建一个有益健康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