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口问题(2)

人口增长过快给非洲带来的消极影响 非洲大部分地区有着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目前就整个非洲或多数国家来说，人口密度并不算太高，只要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非洲不仅可以供养比现在更多的人口，而且其生活水平会比现在大大改善。从非洲的现状来看，经济、文化都还相当落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能就此认为人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恰恰相反，我们认识人口状况同生产力发展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而在分析人口状况时，除了数量、增长速度和构成外，还要重视生理素质、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当一个国家还处于发展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比较微薄的时候，人口数量过多，增长过快，人口素质又不高，就势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有时甚至会形成尖锐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目前的非洲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的。

自50～60年代大批国家相继独立以来，非洲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另一方面，人口状况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某些国家，问题尤为严重，对此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1984年1月，在第二次非洲人口会议上，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发表讲话时说：“非洲人口无限制地增长将破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非洲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有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粮食短缺，粮荒严重。应该承认，近二三十年来非洲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多数国家虽有发展，但赶不上人口和对食品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少数国家连绝对产量也趋于下降，结果非洲人均占有的食品数量多年来一直在减少。在60年代的前半期，非洲占世界谷物总产量5.21％，比殖民统治时期有了明显上升（1934～1938年间占4.61％）。但此后因多种原因发展速度减慢，1969～1971年间为4.96％，1979～1981年间为4.47％。从1982年起，多年来罕见的旱灾使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1983～1984年间谷物产量占世界的比重竟降至3.8％。拿这个数字同非洲人口占世界的比重11％相比，足见其差距之悬殊。近年非洲农业生产在大灾之后有所恢复，但在1988～1990年间谷物产量亦仅占世界4.90％。

从人均谷物产量来看，1962年非洲为186公斤，每人每天有0.5公斤，基本满足需求，这时全洲约55个国家和地区中谷物自给的有25个。1970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降至169公斤，1980年为151公斤，谷物自给的国家和地区亦减至10个。70年代初非洲每人每天平均摄入的营养比生理需求量低10～20％，70年代末已达到30～40％。到发生特大旱灾的1984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降至117公斤，比1962年减少了69公斤，或37％，致使全洲40％的人口陷于粮荒，数百万人饿死，若不是国际上提供了大量紧急援助，情况将更为严重。1988～1990年间非洲人均谷物产量为138公斤，亦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四成。

应该指出，近二三十年来非洲包括食品在内的整个农业生产从总的看来是逐渐上升的，1990年与1961～1965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全洲食品生产指数上升了76.3％，与世界平均增长幅度相差并不大。但同期内非洲总人口数却猛增了120％以上，致使按人均计算的食品生产指数下降了20％。相反，同期内世界人均食品生产指数却上升了16.４％，非洲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不能不说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

从各个国家来看，有不少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以1990年与1960年相比，在有可比统计的48个非洲国家中，人均商品性食品生产指数下降的有36个；有几个国家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博茨瓦纳、安哥拉、冈比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苏丹、乌干达等，降幅竟达到1／3，甚至2／3；考虑到原来的消费或营养水平就不高，再经过这样连续的大幅度的下降，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为缓解燃眉之急，非洲国家除广泛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外，还不得不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各类食品，其中谷物总进口量由60年代的年均430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1800万吨，1984年更高达3062万吨，1989年仍达2821万吨，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许多国家债台高筑，与此关系至密（1989年非洲谷物进口耗资59亿美元）。

目前，非洲人口还在迅速膨胀，但农业生产因投资不足，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人们预计非洲的粮食问题还将继续存在，其中谷物自给率自60年代初到1989年已由97％降至75％（大丰收的1985年亦仅为74％），预计本世纪末还将进一步下降到50％。

非洲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有关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生态平衡日趋恶化。生态平衡问题固然有一定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生态平衡的恶化在非洲主要表现为自然植被破坏，土壤侵蚀，肥力耗减，沙漠扩大，以及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等。其中自然植被破坏是主要症结，它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因人口压力过大以及开发利用不当所造成的滥垦、滥牧和滥伐。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一向盛行迁移耕作制度，每实际耕种1公顷土地就要有1～5倍甚至15～20倍的撂荒地供其轮种，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破坏本来就很严重。当人口密度增大后，一方面不得不缩短每块土地的休闲期，其自然植被和天然肥力因此无法恢复；另一方面不得不尽量扩大耕地面积，其代价就是森林和草原的破坏。牧民因人口增长的需要，也力求扩大畜群，造成草场放牧过度而日益退化甚至沙化，牧畜食草不足只能啃食灌丛树木（主要是金合欢属），使林木遭到破坏。此外，撒哈拉以南地区一向以薪柴为基本能源，占了木材总砍伐量将近90％（世界平均不足半数），对森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这一切都导致非洲森林面积的锐减。据统计，有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多哥、冈比亚、尼日尔等在1974～1989年短短15年内，森林面积减幅均达1／3左右。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西非、东非广大地区内的森林就将所剩无几，其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上述过程的结果之一是非洲的沙漠化日趋严重，吞噬了大量的农田和草原（30～70年代的半个世纪内即达65万平方公里），迫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丧失家园，不得不流往异乡，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其他地区的人口压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里塔尼亚，在1960～1991年间，其人口由95万猛增到210万，而沙漠和半沙漠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亦由2／3升到98％，目前除首都努瓦克肖特一隅之地外，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水了，有的西方人士已就此悲观地提出再过若干年这个国家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

自然灾害愈演愈烈也与植被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尤以旱灾为甚。本世纪以来，非洲共发生过3次延续多年的特大干旱，第一次是1907～1916年，第二次是1940～1949年，而第三次自1968年开始，基本上没有大的间歇，竟一直延续到1987年，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在第三次大旱中，1968年西非撒赫勒地区的年降水量比正常年份减少了30％，1972年减幅达到45％，而到旱情达到顶峰的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降水量竟减少了60％，由此足见灾情之愈演愈烈。非洲一些地区之所以一再酿成使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粮荒，生态恶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非洲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社全经济环境造成的其它消极影响还有不少，如由于要满足大量新增人口的需求，减少了用于发展的资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人口素质也很不利，而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在供应、就业、住房、卫生、治安等许多方面造成的问题尤为棘手。这类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里往往具有普遍性，这里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