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已经执行了近30年了。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执行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1992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而按照人口学家的估计，中国目前的整体生育率在1.3-1.8之间，都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邓瑾，2008）[1]。从1992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低生育率，给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最近，据《南方周末》报道，许多人口学家认为，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邓瑾，2008）[1]。本文主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明低生育率给中国经济产生的严重不利影响，并呼吁中国应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大幅度放松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本文认为，《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加快，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过剩将逐步让位于劳动力短缺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放松人口政策符合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既有利于解决未来劳动力极度短缺的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一、《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再成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两个前提假设，即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在现代社会已经都不成立了。人口不再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也不是按算术级数增加。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也注意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提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他指出：“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2]
1.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吗？
许多因素都在自发地抑制着人口的增长。这类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生育控制技术。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减少了人们对“养儿防老”的需要，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导致了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城镇化引起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家庭规模的缩小，这些都使得人口增长率下降。
科技因素对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随着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三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对劳动力需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生育控制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又使得人工控制生育率成为可能。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1990年相比，北京35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25岁时就有孩子了，目前这一年龄已提高到28岁;而在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时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程亚文，2007) [3]。这些数据无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间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北京的情况又是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一个先兆。
近年来，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一定时段内仍将延续。一旦经济发展水平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将很可能不在按几何级数增长，而是按几何级数下降。
2.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吗？
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背景是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土地的边际报酬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化肥、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等等。而这些因素任意一个的变化都有可能提高土地的边际报酬。其中农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尤为巨大。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农业史表明，新品种的开发、化肥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等等都有助于提高粮食单产。最近几十年中国和世界农业的发展表明，土地的单产是逐步上升的，“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变化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抑制。
蔡承智等（2007）[4]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ⅡASA）基于中国1961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计算了中国41个地区6大主要作物（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大豆）的单产潜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以上主要作物的最高单产潜力是目前全国平均单产的1.2～2.9倍。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未来粮食增产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足以保证未来人口的粮食需求。
3.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前提假设也已不再成立
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2]中，马寅初先生认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影响经济发展。而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而是恰恰相反，消费太低，积累太高。目前，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仅占不到50%，而投资却占了40%左右。消费不足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间接导致了出口过大和投资过大。
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加快，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
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朱之鑫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特别是人口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他指出，这次人口普查反映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1990年到200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200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89%，比199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1.39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1]
根据张车伟和吴要武（2005）[5]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会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 此后将面临工作年龄人口的净减少。由于城镇化的影响, 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不同于全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 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依赖于城镇化的进程。只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不结束, 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增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农村人口总量的逐步减少, 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减缓。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这一转变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完成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这一转变在1980-2000年短短20年中就完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这将使得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负担太重(李雨民，2006) [6]。长期研究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美国詹姆斯•多恩就认为，中国养老金匮乏的问题会一直持续到2050年以后。他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不改革，估计到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11%，到2030年65岁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25%，2050年为29%。2005年，中国养老金赤字会有500亿元人民币，2030年可能达到6300亿”(转引自李雨民，2006) [6]。
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濒临短缺，中国的退休政策也面临着调整的压力。在2008年的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2]其实推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人口危机的被动方法，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才是主动方法。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生育率不能有效提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得不一再推迟，而这一点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三、放松人口政策符合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
1. 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扩大内需
如果现在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目前的消费会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孩子出生后，就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玩具玩，在中国“望子成龙”的思想支配下，可能孩子还没出生就要为其提供好的教育条件。这样就会拉动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而且，由于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20年时间，因此一个孩子的出生可以拉动20年的消费而不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在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不佳的情况下，人口政策可能是最佳选择。
2.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20年时间，也就是说，现在放松人口政策影响的现在的消费和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那么，20年后，中国的就业形势如何？这首先取决于对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的判断。
在判断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对此，目前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蔡昉（2007）[7]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有1.5到两亿的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蔡昉自己通过抽样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在2006年已经只有5000万多一点（蔡昉，2007）[7]，苏剑（2009）[8]干脆认为中国农村目前已经没有了富余劳动力，中国各级政府的农业和农村主管部门也在惊呼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是“386199（即妇女、小孩、老人）”部队（徐州市农业资源开发局，2006[9];张学俭，2005[10]）。
本人认为，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民工荒”、近年来农民工真实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农业劳动力的匮乏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了富余劳动力，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在总量上已经基本平衡，但结构上可能还不平衡。如果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那么劳动力需求也将大幅度增长。按照苏剑（2009）[8]的估计，如果劳动力需求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那么大约18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就会翻一番;这么大的劳动力需求将远远大于按照目前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率能够形成的所有劳动力，因此到2025年中国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将非常巨大。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四、总结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预防为主。宏观调控当局不能做“消防队”，等火灾发生了再去灭火，而是要尽量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对经济有一定的预见性。对于经济的未来走向，往往会有诸多意外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就长期来看，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如下几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首先，20年后中国必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只要中国经济在增长，这个趋势就不可避免。其次，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将逐步下降。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收入的提高、城镇化、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节育技术的进步，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已为发达国家的人口历史证实，同时这一趋势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已显现。第三，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的消费项目和消费空间也将逐步扩大，新的产业将会出现，劳动力需求将越来越大。比如太空旅行，一旦技术进步导致这种消费项目平民化，这就不仅刺激了旅游业，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航天工业来支撑。
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快，在人口政策领域，许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30年前。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能依据30年前的经济形势或30年前的经济理论来指导现在的经济政策，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将会使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陷于被动。
综上所述，劳动力短缺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主要特征，因此，放松人口政策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既有助于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有助于应对目前内需不足的严峻局面。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很低，这使得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受到严重拟制。因此，我们应积极寻找各种非传统的政策措施，而放松人口政策就是最简单、最有效、跟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失业结构吻合也最好的政策措施。因此，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都应该尽快放弃计划生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