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似乎处于迷茫状态(4)

中国人口政策的迷途

        纵观历史，中国人口政策经过多次反复，但不管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的判断，其实都是在过度简单化的思维框架下得出的草率结论。比如，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数量超出预估，引起了马寅初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担忧。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马寅初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口繁殖太快，导致消费挤压积累，与工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矛盾和科学研究矛盾，影响粮食供应、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也不利于人口质量的提高。虽然涉及面较宽，但马寅初的论述很浅。他对人口趋势的判断基于简单的外推，似乎不了解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他对人口与各种因素关系的认识停留在短期、简单、静态的思维上，既没有深入的因果分析，也没有实证研究。比如，他担心“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那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很显然，他完全不能理解，随着自动化提升，就业其实会越来越充分，更不理解就业的本质是工作技能和劳动需求的匹配，被减少的孩子恰恰是未来最能适应这种匹配的人群。他甚至都没有想到，人少了，工作机会也会随着需求同样减少。

        尽管其观点在当年也谈不上严谨，1979年平反后，马寅初被称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刊文称，“错批马寅初，误增三亿人”。其实，这一说法背离了基本事实。在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前后，人口政策一直处于反复之中，节育一再被提上日程，鼓励生育则从未有过，而1971年之后的政策则类似于马的主张。

       如果说1980年以前人口政策的反复并没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但至少还存在争论空间。但之后整个国家就在一个方向上疾驰：在生育率已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的1980年初期，推行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在1990年代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后，没有放松政策，反而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显现极低生育率时，忽视1990年代出生人口陡降40%以上和东亚其他地区生育率走低的事实，把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当成重点工作;在数次五年计划的新增人口都大幅低于规划之后，人口峰值预期不断调低，老龄化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到2006年还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

        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思维和行动惯性之中，忘却了是否需要审视一下生育之路如何走下去。虽然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需要全面深入的研究，但要破除支持生育限制的理由却不难。只要验证一下之前预测的出生人口高估多么严重，或了解一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状态，或查证一下之前论证所使用的证据多么离谱，或审视一下之前判断使用的逻辑多么荒谬，或比较一下不同生育率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如何远离之前的说辞;任何一个尝试都可对生育限制的立论带来致命打击。作为一个给民众带来巨大情感和伦理代价，给政府带来沉重行政成本和形象损害的政策，如果其逻辑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不成立，整个政策就该停止。

      遗憾的是，在对人口形势的预测一再失误，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论述经不起简单的拷问，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假定被事实粉碎的情况下，人口生育限制政策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放松。对政策的评估听任利益攸关者和惯性思维方的一面之词，缺乏不同观点的实质性交流和碰撞。无论早期的节育是否真有必要，当时对高生育率的担忧起码还与经验和常识相符。到出生人口已经大幅下降，一胎化政策实施如此之久，独生子女的比例如此普遍后，人口急剧衰减的趋势已无法避免，而且全世界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时，计生部门依然使用严厉的手段来控制人口，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近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一些原先支持生育限制的学者开始呼吁放松政策。他们使用的理由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放开生育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尽管我们完全认同中国早就应该全面放开生育的结论，但不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短缺是好的理由。按我们的估算，人口红利对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经济发展的贡献极其有限。再者，所谓劳动力短缺的判断本身就有疑问;即使劳动力普遍短缺，那也更多是经济失衡所致，与人口规模甚至结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即使存在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也不相同。这点在之前有详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