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需要担心人口红利

——专访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正富

三年前，史正富58岁，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是：“再过两年就退休”。

当时，史正富横跨学界与商界。他既是上海同华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坐拥数十亿财富；也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与张五常、樊纲、张军、林毅夫、张维迎等中国经济学界大腕交往甚密。

今年，史正富已经61岁了。他不仅没有退休，反而在上述两个身份之外又多加了一个头衔。11月22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史正富出任该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们这个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这些年走过的路背后的机制，从中找出一般性的规律，让我们未来走得更好。”在成立仪式上，史正富毫不讳言自己的抱负。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商界，史正富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史正富一度表现出研究经济学的天赋和造诣，他的论文多次在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发表，并曾获得1988年度孙冶方奖。

即使“下海”多年，史正富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反而从实践中吸取了更多的养分。

2013年，史正富出版《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在书中，史正富将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认为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主体，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经典的“政府-企业”二维关系，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我的理想一直是做个学者，组织一批人，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拿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三年前，史正富对来访的记者如是说。而如今，他正行走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

“我对中国有信心”

两年前，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一书中预测，从2012年-2049年，中国经济前18年还有8%的增长率，后18年预计还有6%的增长率。

然而从今年开始，外界普遍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在近期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还有多大？如何看待自己两年前的预测与现实的差距？《国际金融报》记者与史正富的对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研究的是客观上中国经济能有多大的增长。但是在现实中，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增长这么快，增长慢一点。”史正富说，至今他也不认为自己的预测有问题，“道理很简单，你去分析一下经济增长的几大要素是不是出了问题？”

史正富对增长目标的判断依据是，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储蓄率（或投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简单来说，如果一年的投资是30%，而4块钱的投资能产生1块钱的新增GDP，那么这一年的经济增速就是30%/4=7.5%。

“中国今年的储蓄率约50%，即使投资效益下降20%，也就是每投资5元能增加1元钱的GDP，那么经济增速也能达到10%。如果按照我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那么只需要40%的投资率就行了，因此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言谈之间，史正富轻易地化解了这个看似棘手的问题。

在分析完资本要素的情况后，史正富又将焦点转向了劳动力要素方面。在他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

“人口红利到底指的是劳动数量还是劳动质量呢？”史正富率先发问。

史正富分析，如果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数量，那么即使到达了刘易斯拐点也无需担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机器人设备的发展，未来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将会出现越来越多机器代替人工的现象。从而解决劳动数量不足的问题。

而如果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质量，史正富认为那更无需担心。“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只需要做一些面向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再培训工程，那么劳动质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史正富认为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是要加大投资，“不投资，让资金闲置，或跑到影子银行，增长率下降，这是自造的危机。”

国家战略投资

史正富指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但是投什么？怎么投？依然是等待经济学家们解决的难题。

谈到投资问题，史正富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与别的经济学家不同，史正富多年来在投资领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不仅能够发现问题，还善于给出解答。

史正富将未来的投资机遇总结为两大主题。其一，是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包括能源、生态、人力资产等诸多领域；其二，是为了改变市场经济收入两极分化而做的民生保障类投资。

史正富表示，首要用超出教科书经济学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口大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空气质量差、水污染、房子不够等问题很多，但资源却开发不出来。

“中国整个的水域体系、淡水供应，能源——主要的能源是煤，不是清洁能源，同时还进口那么多石油，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这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史正富指出，要解决这些生态、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在较多时期内持续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

而第二个领域则注重民生保障类工程，比如社会保障住房，廉租房，用非市场价格让中青年毕业进城的人能够安居乐业。

而另一部分是民生资产，史正富建议卖掉一些国有股份，专门收购具有固定收入特征的各种资产。比如城市中心的主要购物广场，景区的索道等，“这类跟着时间、人均GDP的增长自动增长。形成社会财富结构中代表公共财富的资产基础，是平衡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财产来源。”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7000多美元，跟美国人均5万多美元相比，差得还远。怎么会没有投资机会呢？当然了，上述几项社会性、基础性投资都是超大规模、超长周期的，且操作复杂性也很高。私营企业为中短期利润，是不会投的。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与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民富国强，必须超越资本定义，不能仅仅满足企业利润投资的逻辑。”

创新投资工具

而鉴于国家基础性战略投资的特点，史正富认为单纯市场与单纯政府都难于承担。

“国家基础性战略投资的规模超大，周期很长，涉及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关系处理。因此单纯市场性的企业不可能有此投资意愿与操作能力。同时，单纯政府财政出资也行不通，因为财政超额支出如果过大，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反过来挤压常规市场投资，从而抵消财政投资的正面作用。”史正富说。

那么投资究竟该如何实现？史正富建议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史正富强调，这是一个准市场性的组织，但同时依赖国家资金引导。“本职是用资产负债方式，代替国家的收入方式解决国家战略基金投资的可持续性。这种机制要代替国家拨款，从而可以和市场进行体系相融合，不耽误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力。”

在史正富的设想中，国家战略投资基金应该下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由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特许投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用多元工具多渠道向国内外募集资金。

此外，国家战略投资基金还应该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并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

“这里的关键是，基金由国家引领，但是按市场规则运行；资金有国家参与，但又是规范地从市场募集；团队受国家指导，但也按现代人力资源模式形成；投资风险与回中有国家行为的影响，但更是基金出资人承担。”史正富说。

史正富还强调，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的投资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只要基金运行达到中等水平，则跨越几十年的数十万亿的投资，将开辟出一个长期稳健的投资机会。“这不但会再续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而且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