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大退潮迎来拐点(4)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但留学人员回国比例一直不高，人才流失困境长期存在。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开始迅速改观，2001年中国出国留学8.4万人，回国1.2万人，回国比例仅为14.6%；2005年出国留学11.9万人，回国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30%；2010年出国留学28.5万人，回国1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47%；2013年出国留学41.39万人，回国35.35万人，回国比例已升至85%。

由此可见，中国人才环流格局初步形成，这构成了中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又一重要内容。

第五，中国“研发人员密度”从当前的较低水平，将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趋近，这个过程也正是“新人口红利周期”逐渐强化的历史进程。
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仅为每千人1.8名，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同期美国研发人员密度为每千人8.8名，日本为10.1名，德国为8.4名，韩国为12.8名，OECD国家总体为7.7名，均远高于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水平。

这组数据说明，发达国家的研发密度相比，中国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源比较优势还远没有释放完毕。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实现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转移”—国内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际上产业和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是中国第一轮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和释放。

然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轮人口红利式微，第二轮人口红利凸显，自主创新和人口质量红利的良性互动将取代“两个转移”成为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新一轮人口红利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上面所述的“规模优势”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成本优势”方面，这对于中国经济在高端产业构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首先，在新人口红利周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将延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非常显著。有一组广为人知的成本比较数据，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美国的小时工资达到34美元（以下数据均为2009年）、德国为46美元、法国为40.3美元、意大利为34美元、日本为30美元、韩国为15美元、中国为1.74美元（其中城市人员为2.85美元，乡村人员为1.15美元），巨大的成本优势使中国制造业以22%的全球份额位居第一。

其实，中国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端人力资源”拥有类似的成本优势。Ernst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调查样本内的公司而言，美国一名工程师的综合成本（包含工资、福利、办公费用、机器设备）为30万美元/年，在中国仅为约3万美元，两者差距高达9倍。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类似，调研数据显示，聘用一名有5年工作经验的硕士生，美国需要15万~20万美元，印度仅需3万~4万美元。最近几年跨国公司都在重构自身的全球研发网络，加大向中国、印度的布局，高端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正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其次，新人口红利决定了中国企业的R&D成本会大幅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的R&D成本由四部分构成：人力成本、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其中人力资本占比高达50%左右。OECD的一份详细研究显示，人力成本是R&D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根据调研样本来看，平均能占到48%的比例，各个国家之间会略有差异：美国为46.5%，法国为52.8%，德国为61.7%，日本为42.7%，瑞士为52.1%。可见，研发活动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直接转化为显著的创新成本优势，保守估算一下，中国高端人力资源成本按发达国家的1/6来算，即使不考虑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的成本差异，也将导致中国的R&D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1/3.5。所以，在自主创新被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R&D这个核心环节的成本优势将会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