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人口”、“优生优育”理论摧毁希腊文明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

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视为伪科学。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由于医疗的进步，现在只需要生育2、3个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现在由于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养育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还生不了2、3个孩子），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中国人口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